三、中国外交新局面的开创中美《八一七公报》的签署和中苏关系
正常化进程的启动，不仅对“战略三角”，也对中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深远影响。对美、对苏外交的实践证明，在 20世纪 80年代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的增强，新科技革命的迅速发展，以经济和科技为主要内容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益凸显，特别是随着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中国可以通过执行合理的对外政策，并充分利用“战略三角”的基本属性和相互之间的复杂博弈，同时与当时尚处于冷战对峙状态的两个超级大国保持比较缓和的关系。基于这样的认识，邓小平和党中央对中国的对外政策作出了重要调整。
（一）党的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的重大突破
总结新中国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经验，从根本上讲，涉及到这样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看待中国在国际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二是如何处理中国同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及其各自所领导的两个阵营的关系。围绕这两个问题，十二大在对外政策上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突破。
第一，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在十二大上，邓小平指出：“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是我国人民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中，核心是经济建设，它是解决国际国内问题的基础。”(《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3页。)这就明确提出了新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指明了外交政策调整的方向。
第二，以“独立自主”为主旨集中阐述了中国新时期的对外政策。自成立之日起，新中国就将独立自主作为中国对外政策的一项基本原则。几十年来，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更加鲜明地坚持了这一对外政策，并赋予了它新的内容。邓小平指出：“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页。)十二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将“坚持执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决不容忍中国的民族尊严和民族利益受到任何侵犯”。(《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年版，第 281页。)这意味着，作为中国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外交战略，中国将更加强调在国际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更加鲜明地坚持独立自主。
第三，在处理大国关系时，果断放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对此，邓小平指出：“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页。)十二大报告也强调：“中国决不依附于任何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决不屈服于任何大国的压力。”(《改革开放三十年重要文献选编》（上），第281—282页。)
党的十二大确定了此后很长一个时期中国对外政策的主题，成为新时期中国对外方针形成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 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史概论（1949—2000）》，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年版，第 255—256页。) 十二大之后，立足于维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中国适时调整了“一条线”战略，果断抛弃了“以苏划线”和“以美划线”的倾向，并纠正了单纯以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来论亲疏远近的偏向，进而确立了不与任何大国结盟、不参加任何集团的“不结盟”的对外政策。
（二） “两个转变”的提出和外交新局面的开创
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以后，美苏关系由对抗转向缓和，国际形势亦趋向缓和，“战略三角”的重要性随之大大下降。在此背景下，通过对“战略三角”和国际形势的深刻观察，邓小平逐步对两个关系中国对外政策的重大问题作了明确回答，并更为强调独立自主，提出中国要实现“真正的不结盟”。
第一，关于时代主题。进入 20世纪 80年代中期，依据对国际政治形势特别是对“战略三角”的基本评估，邓小平逐步改变了“战争迫在眉睫”、“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等传统认识，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要论断。这一论断，不仅使中国党和政府对当今时代潮流和世界大势的认识发生了历史性转变，也为我国制定正确的内外政策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客观依据。
第二，关于“独立自主”。在新的历史背景下，邓小平更为强调“独立自主”对于中国战略全局的重要意义。他指出：“我们不能坐到别人的车子上去。我们这种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最有利于世界和平。”“中国的对外政策是独立自主的，是真正的不结盟。”(《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156、57页。)
对上述两个问题，邓小平在 1985年 6月4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作了一次集中阐述。他指出，中国在国际形势判断和对外政策方面实现了“两个重要的转变”，即：在战争与和平的问题上改变了原来认为战争危险很迫近的看法；在对外政策上改变了原来“一条线”的战略。他强调，“这两个变化是正确的，对我们是有益的，我们要坚持下去。只要坚持这样的判断和这样的政策，我们就能放胆地一心一意地好好地搞我们的四个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26—128页。)
“两个转变”的提出，是新时期邓小平外交思想的理论结晶。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次年召开的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全面阐述了新时期我国所奉行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参见《人民日报》1986年 4月 14日。) 这表明，中国已基本完成了新时期外交方针的调整，中国的对外关系格局也已显示出了向全方位发展的新特点。
此后，在稳步发展中美关系的同时，中国全面改善和发展了同世界许多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于 1989年同苏联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开创了新时期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