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评价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多次高度评价这次会议及其通过的《决定》。1984年 10月 20日上午，会议通过《决定》后，邓小平即席发言指出，“这个决定，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有这么一个评价。但是要到五年之后才能够讲这个话，证明它正确”（《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006页。） 。这一个评价不仅充分肯定了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同时也指出其是建立在中国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之上的重大理论突破。
10月 22日上午，邓小平出席中顾委第三次全体会议时再次高度评价了《决定》，认为《决定》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他说：“我是这么个评价。这两天国内外对这个决定反应很强烈，都说是有历史意义的。”这个文件“确实很好”。（参见《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83页。）邓小平之所以认为这个文件好，是因为在他看来这个文件“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他还说：“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不是说四个坚持吗？这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而且“中央委员会、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个委员会的同志都赞成这个文件，看到了现在发布这个纲领性文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这是个好的文件”。（《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91页。）《决定》说的“新话”集中体现为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商品经济，提出增强企业活力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等新的具有中国特点的改革语言。邓小平强调这些新的思想观点都是从实践中得来的，特别是从前几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实践中得来的。
后来，邓小平又多次提到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决定》，并给予高度评价。1985年 3月 7日，邓小平在全国科技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中央作了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全世界都在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勇敢的创举。”1985年 5月 19日，邓小平说：“我很高兴，从去年十月以来，中央相继作出了三项改革决定。这些改革的总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使我国消灭贫穷，走向富强，消灭落后，走向现代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七个月的时间里，办了过去多年想办而未办成的事。”（《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22页。）这三个决定其中就包括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邓小平之所以对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全会通过的《决定》给予高度评价，除了《决定》确实在改革思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说了“新话”外，更因为《决定》顺应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推动了我国经济体制的改革。此外，《决定》的内容也契合了邓小平的改革思路，引起了他的共鸣。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邓小平就对经济改革进行了深入思考，至少有三次讲话提到要发挥市场作用。1979年 12月，邓小平提出过“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980年 1月，邓小平提到了“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1982年 7月，邓小平再次提到：“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实际上，邓小平想要解决的不是经济措施和经济术语的细节，而是搞活社会主义经济的大方向和大思路。（参见龚育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二十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5年版，第 170页。）有学者认为，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之所以能够通过这样的《决定》，是“邓小平等当时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积极推动理论观念的更新”（吴敬琏：《改革：我们正在过大关》，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1年版，第 308页。）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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