勇于挑起坚守大别山的重担
刘邓大军在大别山区的战略展开，如一把锋利的尖刀，插入敌人的心腹，使敌人惶惶不可终日。与此同时，挺进苏鲁豫皖地区的华东野战军主力和挺进豫陕鄂地区的陈谢集团，都已胜利展开，站稳了脚跟。三支大军在中原的“品”字形阵势已经形成，不仅调动了山东、陕北两重点战场的敌军主力回援，而且迫使敌人把战线由黄河沿岸移到长江沿岸，把敌人进攻解放区的战略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的战略前进基地，并直接威胁国民党江南统治区。
对战局的这种变化，国民党统帅部惊恐不安：既怕刘邓大军在中原立足生根，更怕解放军南渡长江，突破大巴山防线进入四川。
11月下旬，蒋介石接连召开军政会议，决定以“王牌”对王牌，由国防部长白崇禧领军出山，与刘邓一决雌雄。
到11月底，国民党军队增加到33个旅，把大别山围了个水泄不通。一时间，大别山上战车轰鸣，尘土飞扬。
战事险，军情急，大别山上烽火连天，一夕数惊。邓小平由衷地感叹：“敌人对大别山疯狂进攻，是垂死挣扎的表现，是死亡前的回光返照。大别山是敌人的要害区，敌人越接近死亡，越要拼命争夺。”
鉴于大别山之敌占绝对优势，且密集靠拢，难以捕捉战机，刘邓决定分兵作战。邓小平同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李先念、参谋长李达组成前线指挥所，指挥大别山内线部队开展游击战争。刘伯承率后方指挥部随一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指挥外线各纵队。在谁率部坚守大别山的问题上，刘邓之间曾有过争论。留在大别山的部队只有3个纵队7万多人，而敌人有30万人，很显然，在敌重兵围攻，地形、供给都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留守大别山，是一副重担，和中原地区以及全国各战场相比，可谓是重上加重。正因如此，刘邓都坚持要自己留下，让对方到外线指挥作战。最后，邓小平说服了刘伯承，毅然把重担抢在自己手里。他对刘伯承说：“我到底比你年轻。我留在大别山指挥，你到淮西去指挥全局。”
分手的那天，邓小平冒着雨雪寒风为刘伯承送行。他们并肩步行，走了一坡又一坡，一程又一程。尽管他们把分兵后可能遇到的问题都研究过，但都像有一肚子话要说。刘伯承担心，一旦敌人发现有部队转到外线去，邓小平身边的斗争形势会更加险恶，于是又一次提出一定要把警卫团给他留下，并叮嘱李达特别注意政委的安全。邓小平则要刘伯承保护“心灵的窗户”，晚上少用眼睛，并再三嘱咐管理处，无论如何要给刘伯承准备一盏美孚煤油灯。直到夜幕降临，两人才互相道别。
留守大别山的部队，在邓小平、李先念等的领导下，结合军区部队和人民武装，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适时地集中或分遣兵力，内外线密切配合，粉碎了白崇禧的残酷围攻。经过一个多月的作战，共歼敌 1.1万多人，收复了太湖、英山、金寨、广济、潜山、岳西、黄梅、礼山等10余座县城。与此同时，第十、十二纵队乘敌主力被吸引于大别山的有利时机，迅速向桐柏、江汉地区展开，横扫敌人保甲系统和土顽武装，占领广大乡村，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至12月底，共歼敌 4000 余人，解放桐柏、枣阳、泌阳、唐河、新野、京山、钟祥、天门、潜江等县城。这一胜利，威胁到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和大巴山防线，迫使他们不得不急忙从大别山抽调部队回援，从而有力地配合了主力在大别山的反围攻斗争。
对于这段为时不长但却终生难忘的岁月，后来邓小平生动地作了概括：“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那时六纵担负的任务最多，在大别山那个丘陵地带来回穿梭，一会儿由西向东，一会儿由东向西，今天跑一趟，明天跑一趟，不知来回跑了多少趟，调动敌人，迷惑敌人。别的部队基本上不大动，适当分散，避免同敌人碰面。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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