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民具有坚毅顽强的宝贵品质。我国人多、地少、水缺的基本国情，封建社会长期动荡不安的世情，粮食生产等受自然条件约束很大的农情，造就了农民坚毅顽强的个性。他们用不畏艰难的执着与倔强，在这片靠天吃饭的土地上，承袭着中国农业文明的血脉，供养着日益繁衍的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群众与自然奋力抗争，以极大的热情发展农业，不断调整生产结构，转变生产发展方式，探索了家庭承包经营、乡镇企业等成功经验，创造了用占世界9%的耕地、6%的淡水资源养活占世界20%人口的伟大奇迹。
我国自然灾害多发频发重发，大多发生在农村，农民往往是直接承受者。近些年来，我曾亲眼目睹1998年长江巨大洪峰来势凶猛、2003年淮河全流域大洪水险象环生、2006年17级超强台风“桑美”在福建浙江横行肆虐、2006年黑龙江内蒙古三场特大森林火灾火烧连营、2009年辽宁朝阳大旱赤地千里，我也在汶川特大地震灾区、青海玉树强烈地震灾区、甘肃舟曲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区度过数十个日日夜夜。我们既亲眼看到了什么是山崩地裂、房倒屋塌、灾魔猖獗、无坚不摧，更看到了什么是真正的顶天立地、战天斗地、感天动地、坚不可摧；既看到了个人的渺小和生命的脆弱，更看到了人民的伟大和生命的顽强。在汶川地震重灾区青川县一个山村，受灾农民群众自发撰写的“有手有脚有条命，天大的困难能战胜”，“出自己的力，流自己的汗，自己的事情自己干”的标语，震撼我们每一个人的灵魂！我们的农民兄弟姐妹、父老乡亲，我们的老百姓、“乡下人”，在大灾大难面前，没有萎靡不振，始终抱有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念、克服困难的坚定信心、重建家园的坚定信仰，所以大水大旱大火大风之后，生产结构得到调整，水利建设得到加强，自然生态得到修复，防灾举措得到细化；汶川、玉树、舟曲三大灾区的重建举世惊叹，一座座新城、一片片新区、一个个新村拔地而起，科学规划设计精心组织实施，实现了几十年的跨越发展。我还记得发生我国首例高致病性禽流感的广西隆安县丁当镇，疫情之后聪明不服输的丁当人痛定思痛，从“谈鸡色变”到“养鸡致富”，创出了知名的“叮当鸡”品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信息不对称、服务不到位，农民不仅面临自然灾害的风险，还常常要承受巨大的市场风险和质量安全风险。这些年，一场动物疫情、一起质量安全事故、一条网络谣言、一段手机短信，往往就会造成相关农产品积压、农业产业受损、农民收入减少。尽管政府采取了补救措施，农民仍要承担大部分损失。农业常遭大灾，农民从不屈服；农业常有波折，农民从不气馁。广大农民在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面前，坚忍不拔，顽强拼搏，迎难而上，愈挫愈奋。这是中国农民的伟大精神！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强大力量！
我国农民具有崇善明理的优秀品格。传统的农民是小生产者，在自然经济条件下，个人和家庭的主体能力都很弱，既无法单独摆脱对自然力量的依赖，又无力控制社会形态变化对自身的冲击。因此，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公社”逐渐向以聚集地为范围、以地缘关系为基础转变。血缘、亲族、邻里间的团结互助被高度珍视，农村宗族组织历经千年牢不可破。在朴素的家族意识、村民意念和宗法意志下，农民以亲情伦理至上，邻里间团结友爱，困难面前相互帮助，面对矛盾相互包容，与人为善、彼此尊重、宽以待人、诚实守信，借贷还钱和父辈借钱儿孙还债在农民心中是天经地义之事。广大农民浓厚的爱国主义和民族凝聚力也源于家族责任和对土地家园的眷恋。农民关心自己利益，但维护国家利益从不含糊；农民期盼改善生活，但为国家发展作贡献从不打折扣。他们坚持以国家利益为先，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为重，总是“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才是自己的”，这样的“大道理”在农民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我深深地记得北方地区农民在隆冬时节卖粮的情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粮食收购站点少，乡亲们赶着大车走十几里路到粮库去交粮卖粮，有时卖粮的车队要在寒风中排出几里地，辛苦的卖粮人往往眉毛、胡子都挂上厚厚的白霜。尽管严寒难耐，但不卖完粮食不回家，因为他们心中有一种情结，把好粮卖给国家，为国家多作贡献。
目前，虽然农民负担减轻了，但农民仍以土地低价格、务工低工资等“要素贡献”支持工业化城镇化发展。进城务工的农民，分布在各个领域和行业，他们从事着艰苦繁重的工作，是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一支生力军。在建筑装饰、修路架桥、采掘运输、纺织服装、餐饮服务、家政保安和城市环保等行业，农民工的比重高达80%左右，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但他们中的大多数至今没有享受城镇居民同等的待遇。农民作出这么大的奉献和牺牲，既是制度安排使然，也与他们骨子里牢固的国家观念密不可分。对农民而言，国家是神圣无比的、是必须全力维护和支持的。随着发展阶段的转变，我们有条件更好地善待农民，更有力地反哺农业、繁荣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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