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对党内错误倾向的批判
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错误和危害性，在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右派的斗争中日益暴露出来。此种情况，引起中共党内一部分同志的忧虑。为了从理论上反对党内存在的主要危险的右倾机会主义，统一全党对中国革命的对象、领导力量和同盟军等重大问题的认识，毛泽东于1925年11月和1927年3月，先后发表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两篇重要文章。主要观点是：
（一）指出了革命的领导力量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指出：“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做了革命运动的领导力量。”他以四年来无产阶级在罢工所表现出来的坚强毅力和强大力量，说明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理应居于领导地位。他还分析了中国革命必须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主要原因。他说：“他们所以能如此，第一个原因是集中。无论哪种人都不如他们的集中。笫二个原因是经济地位低下。他们失去了生产手段，剩下两手，绝了发财的望，又受着帝国主义、军阀、资产阶级的极残酷的待遇，所以他们特别能战斗。”
（二）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对象
他说：“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他们和中国革命的目的完全不相容。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
（三）指明了农民阶级是无产阶级的最广大最可靠的同盟军
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泽东通过对农民三个阶层的经济状况和政治态度的深入分析，指出：由雇农、贫农、中农所构成的农民阶级是愿意接受无产阶级领导的天然的同盟军。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列举农民运动中涌现出的十四件大事，指明农民参加革命运动的伟大历史作用在于扫除封建宗法的土豪劣绅、不法的地主阶级对中国农村的统治，摧毁几千年专制政治制度的基础，挖掉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其实质是实现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因此，农民阶级是中国革命的伟大力量。这些论述为在中国革命中建立工农联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这些论述中，毛泽东很策略地讲明他在农民问题上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思想和张国焘“左”倾错误思想的分歧。
（四）论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问题
毛泽东指出：“他们对于中国革命具有矛盾的态度：他们在受外资打击、军阀压迫感觉痛苦时，需要革命，赞成反帝国主义反军阀的革命运动；但是当着革命在国内有本国无产阶级的勇猛参加，在国外有国际无产阶级的积极援助，对于其欲达到大资产阶级地位的阶级的发展感觉到威胁时，他们又怀疑革命。”他指出：“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毛泽东提出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科学论断，为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阶级必须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策略提供了理论依据。
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如何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的关系，这是中国的统一战线的一个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路线的一个重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认识和处理得正确与否，直接关系到革命的前进与后退、胜利与失败。当时，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思想的人，只看见民族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革命性的一面，而看不见其对敌妥协性及其右翼可能叛变革命的一面，所以，对民族资产阶级只讲联合，不作斗争和提防，其结果必然会损害革命的利益。毛泽东在其正面论述中已经蕴涵着对陈独秀右倾错误观点的批判。
（五）阐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在统一战线工作中的若干策略问题
在这两篇著作中，毛泽东提出了若干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例如，关于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正确地认识民族资产阶级的两面性，妥善地处理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的策略思想；关于放手发动、积极领导农民运动的策略思想；关于在农村中坚决贯彻依靠贫农、团结中农之阶级路线的策略思想；关于建立农民政权以强化工农联盟的策略思想；关于武装农民以加强党在统一战线的斗争能力之策略思想，等等。这些策略思想是毛泽东在分析中国现状、总结群众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对于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统一战线具有重大的意义。
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内容就是土地革命，左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局的中心问题就是农民问题。中国共产党能否正确领导土地革命，建立巩固的工农联盟，是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也是关系当时的紧急问题。毛泽东这一考察报告，以高度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提出了一条正确解决这一问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和工农联盟的正确思想与农村工作方针。虽然当时未被党的领导机关所采纳，更不被陈独秀所重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正反两方面的教训，使全党更深刻地认识到这一著作是我们党领导农民斗争的经典之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四一二”蒋介石反革命政变
面对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和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惊恐万状的美、英、法、日帝国主义在增调军队进行武装干涉的同时，加紧了对中国革命阵营的分化活动，积极策动资产阶级右派的叛变。名为三民主义信徒，实为反共、仇共的蒋介石，正想借洋人之力以实现自己积蓄多年的反革命野心，也积极与帝国主义、封建买办阶级勾结。1926年11月，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蒋介石企图将国民政府置于他本人的控制之下，极力主张迁都南昌，挑起了一场迁都之争。12月9日，国民政府迁至武汉。13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推徐谦为主席，执行最高职权。并决定联合唐生智，联络冯玉祥，开展反蒋运动。1927年9月，蒋介石发出通告：武汉不得以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名义公开办公。同时，蒋加紧勾结日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张作霖，并屠杀共产党员，武力镇压国民党左派。1927年3月10日到17日，国民党在武汉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全会否决了定都南昌的提议；通过了维护孙中山三大政策，提高党权，反对军事独裁等决议；并以改变领导体制的办法，在实际上撤销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但由于蒋介石重兵在握，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地进行反共活动。从3月16日离开南昌到26日到达上海，“走一路打一路，专门打倒赤化分子”。
蒋介石到达上海后，随即同帝国主义列强、江浙财阀和上海流氓头子等进行了一系列秘密会谈。帝国主义列强鼓励他“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江浙财阀给了他几百万元的巨额资助，黄金荣、杜月笙保证用他们控制的青红帮流氓充当他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打手。蒋介石又约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张静江、吴稚晖、李石曾等人，在上海举行秘密会议，决定用暴力手段实行"清党"。至此，蒋介石已完成了对中国共产党发动突然袭击的准备。
处于如此紧急关头的陈独秀，在3月下旬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已与蒋介石在反共问题上取得一致意见的汪精卫发表联合宣言，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工人纠察队”的真实计划，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国民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要求大家“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要信任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
“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作为党的领导人的陈独秀，竟如此荒谬、如此愚蠢地同意发表这样的宣言，无异于为虎作伥。不仅完全掩盖了蒋介石蓄谋已久的屠杀阴谋，而且解除了中共和革命群众的思想武装，使之处于无准备、无力反抗的束手待缚、延颈待砍的危险境地。
4月12日凌晨，被蒋介石雇用收买的大批青红帮武装流氓从上海租界冲出，向分驻上海总工会等处的工人纠察队发动突然袭击，工人纠察队在毫无戒备的情况下，被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强行缴械，杀伤300多人。13日，上海总工会召开工人大会，声讨蒋介石的反革命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到宝山路国民党二十六军周风歧部请愿。当请愿群众走到宝山路时，早已埋伏等候的二十六军士兵向密集的人群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接着，蒋介石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革命组织，到处搜捕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这就是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的反革命活动在上海的得手，更助长了其他地方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他们妄图在全国范围内把革命者斩尽杀绝。这样，4月15日，广州的反动势力解除了黄埔军校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武装，解散革命组织，屠杀革命群众。在北京，张作霖于4月28日残酷地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共产党人。在厦门、福州、宁波、南京、杭州等地，一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也惨遭杀害。一时间，白色恐怖笼罩东南各省。
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以后，中共同国民党左派联合对蒋介石发动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号召人民群众为“推翻新军阀”、“打倒军事专政”而奋斗。4月22日，宋庆龄、邓演达、何香凝、谭平山、吴玉章、林祖涵、毛泽东等39人，以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候补执监委员名义联名通电讨蒋，号召全国民众及革命同志，起来推翻蒋介石这个“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七一五”汪精卫集团叛变
蒋介石叛变后，与其所投靠的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地主买办阶级联合起来，从军事上对武汉形成包围之势，在经济上制造困难，使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的形势越来越严峻。此时，惯于看风使舵的汪精卫的政治立场日趋右倾。这个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还大唱革命高调，表示“格守总理遗训，为党国效劳”，并高喊“讨伐蒋介石”、“革命的站到左边来”口号，俨然以“左派”领袖自居的人。转为大讲“纠正农民运动过火”，派人查办湘、鄂、赣各省的“过激”言行，解散了湖北两个最大县(黄冈、黄陂)的农民协会。5月17日，武汉国民政府所管辖的4个军的指挥官在武昌召开了反共秘密会议，驻在宜昌的独立师师长夏斗寅叛变，攻打武汉。21日，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健所属之许克祥部在长沙叛变，封闭湖南革命团体，解除工农武装。屠杀革命者。因这日的代号是“马”，所以，又称之为“马日事变”。这是汪精卫为首的反动集团公开叛变革命的信号，从此反动势力日益嚣张。值此中国革命危急时刻，共产国际于5月召开了第八次执委会，并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示：必须揭露蒋介石，孤立国民党右派，改造国民党机关，组织军队，改进工作。6月1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发来的指示，如果照此执行，党就有可能同汪精卫集团进行有力的斗争，使革命损失大大减少。但受共产国际派遣担任国民政府顾问的鲍罗廷，认为这个指示“荒唐可笑”，采取“暂缓执行”；陈独秀不仅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反而为了讨好汪精卫，表示对汪的信任，把指示给他看了。汪如获至宝，便以此为借口，开始全面策动反共活动。6月5日，他解除了鲍罗廷所任的国民政府最高顾问之职务。6日，朱培德按汪的旨意在江西驱逐共产党。10日，汪精卫、孙科、唐生智、冯玉祥等在郑州开会商定，由冯玉祥坐镇北方，调北伐军唐生智部回师镇压湘鄂两省工农运动。此时，汪精卫已堕落到反革命方面去了。
正当陈独秀坚持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不惜牺牲无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以忍让、妥协来维持与汪清卫集团的继续合作时，6月29日，何键在汪精卫的授意下，宣布与共产党分裂，并以武力控制了汉口和汉阳。唐生智也在长沙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7月9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举行中央执委会扩大会议，决定限制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活动，取缔共产党在国民革命军中宣传共产主义。14日，宋庆龄发表严正声明，宣布退出武汉政府，公开与汪精卫决裂。15日，汪精卫举行“分共”会议，正式宣布和共产党公开决裂。他们提出“宁可枉杀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反动血腥口号，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至此，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联合战线彻底破裂，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也遭到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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