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工农革命运动的迅猛发展
中国民主革命能否取得胜利，关键是能否动员和组织广大工农群众支持、参加到这个革命中来。随着革命形势的胜利发展，依靠中国共产党的积极动员和有力组织，在这个时期内，中国的工农革命运动得到了迅猛的发展。
1.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北伐军所到之处，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迅速地在广阔的范围内组织起来。湖南、湖北的工会会员，到1926年年底左右，发展到30余万人，在许多地区，工人还建立了自己的武装纠察队。1927年1月，汉口、九江工人群众在李立三、刘少奇的领导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示威，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先后收回了汉口、九江的英租界。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了配合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先后举行了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3月，中国共产党在认真总结前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周密策划，精心组织，于3月21日，由上海市总工会发布了总罢工令，参加罢工的达80多万人。接着举行了武装起义。在起义总指挥周恩来及罗亦农、赵世炎的直接领导下，向驻在上海的反动军阀展开了猛烈的进攻，经过30小时的激战，打败了反动军阀的武装部队，解放了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反动军阀在上海的长期统治。中国工人阶级的这次英勇斗争，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与革命精神，成为中国工运史上的不朽篇章。它也向一切怀疑中国工人阶级力量的人们表明，中国工人阶级是可以担当起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重任。
2.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在北伐革命战争期间，同工人革命运动一样，农民运动也在大半个中国蓬勃开展起来。到1927年6月，全国已有201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人员发展到1000多万人。特别是由于毛泽东在湖南农村进行的深入广泛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使湖南的农民运动更是如火如荼、波澜壮阔，成为全国农民运动的中心。在这里，普遍建立了农民协会，真正实行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对农村的封建势力进行了一次空前的扫荡与冲击。与此同时，还组织和建立了农民武装，仅梭镖队各县就达数万人，全省农民协会会员达518万人。
毛泽东与陈独秀在革命理论方面的原则分歧和斗争
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理论
1923年“二七”罢工失败以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革命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其主要错误是：
（一）对中国革命的性质、前途作出错误的判断
中国的革命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却认为，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政治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革命的性质是“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政治经济之独立”的“国民革命”，革命的前途“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他犯下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二）否认中国工人阶级是中国革命的领导力量
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政治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政治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既然在理论上如此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自然会采取不依靠工人阶级和放弃工人阶级的革命领导权的政策。
（三）低估了农民的革命性和革命要求
他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欲望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革命运动的原因。”断言号召开展农民运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他根本不了解农民问题在民主革命中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泛最可靠的同盟军，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领导农民革命，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找到推翻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革命力量。
（四）过高地估计了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
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在这革命运动中，革命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民主革命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革命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民运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中共党内的右倾和“左”倾错误，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右倾错误只注意国共合作，而“左”倾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但两者都忘记了广大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获得广大的同盟军。于是，在蒋介石反革命阴谋的步步逼迫面前，他们束手无策，只是采取软弱无能的一让再让的政策，使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的领导者是软弱可欺的，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篡夺革命权力的野心。
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新右派的斗争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国民党领袖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国民党内本已存在着的左、中、右三派，围绕着继续坚持还是反对国民党“一大”的政治纲领，坚持还是反对孙中山主张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展开了日益激烈的斗争。
1925年6、7月间，自诩为孙中山三民主义“忠实信徒”、以理论家姿态出现的戴季陶，先后抛出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等小册子，在理论上，反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不能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否认中国存在阶级对立，胡说只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在组织上，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反对国共合作，宣扬国共两党没有“共信”（即共同的信仰），决定了两党不可能“互信”，也不可能团结；提出中国国民党必须具有“独立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与此同时，在上海、广州等地建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为其实现更大的阴谋开始作组织上的准备。
针对国民党新右派的反动活动，中国共产党除了组织文章对戴季陶主义进行驳斥外，中共广东组织的领导人，还主张通过召开国民党“二大”，以达到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扩大左派，并给日趋靠拢右派的蒋介石以回击的目的。但在国民党“二大”的最后选举中，由于陈独秀、张国焘和共产国际代表维新斯基的妥协退让，设有实现预定的计划。在选出的36名中执委中，共产党只有7人，比原计划少了近一半；在25名中监委中，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合起来才7人，右派占绝对优势；蒋介石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第一次被选入中执委。在接着召开的二届一次全会上，他不仅当上了中常委，而且还被任命国国民革命军总监，即总司令。使这样一个在国民党内地位不高的军长，顷刻之间，成为炙手可热、权倾朝野的人物，成为国民党新右派的领袖。
蒋介石为了达到蓄谋已久的反革命目的，加紧了全面篡夺革命领导权的步伐。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亲信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命令海军代理局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调派中山舰到黄埔候用。当中山舰开到黄埔后，蒋介石的爪牙大肆造谣，诬陷共产党阴谋暴动，要炮轰黄埔，推翻国民政府。此时的蒋介石故作“惊异”状，矢口否认有调令的事。20日，他宣布在广州戒严，逮捕李之龙等50多名共产党员，扣押了黄埔军校和在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共产党员，井强迫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这就是“中山舰事件”，或叫“三二O”反革命事件。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主张坚决反击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周恩来在当天就赶到扣押共产党员的广州卫戍司令部，当面质问蒋介石，严词斥责他破坏国共合作。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公开信，驳斥所谓“共产党有推翻国民党的阴谋”的谣言。蒋介石当时考虑到自己的羽翼尚未丰满，这次行动多少带有试探的性质，因此，很快又释放了被捕的共产党员，发还了所缴的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表示这次事件只是一种“误会”，“自请从严处分”。但同时，又借口加强团结，解散了青年军人联合会，坚持要共产党员退出第一军，以实现他篡夺第一军军权的目的。
陈独秀等人在军权上对蒋介石的让步，并没有换得蒋介石对共产党的善心。在1926年5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借口所谓“消释疑虑，拒绝纠纷”，提出了“整理党务案”。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任执行委员的人数，不得超过全体执行委员的三分之一；(2)共产党员不能担任国民党中央机关各部部长；(3)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须全部交出，交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保存；(4)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国际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等等。对这样一个排挤共产党员篡夺国民党领导权的严重问题，陈独秀、彭述之、张国焘却表现得严重右倾、软弱，并强迫中共党团代表签字接受。结果使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被撤职，所留空缺大部分由国民党右派分子取而代之。蒋介石也因此爬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席的职位，并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军人部长等要职。从而为他建立反革命军事独裁统治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也为他伺机绞杀革命，准备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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