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是个大问题——对“大政策”的最后思考（1992—1993年）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谈话后，特别是党的十四大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中国经济出现新一轮腾飞。中国的发展引起世界各国特别是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关注，也引起了敌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人的不安。
1992年12月18日，《参考消息》上刊登的《马克思主义新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经济强国》两篇文章，引起了邓小平的注意。前一篇文章认为：“社会主义并没有销声匿迹。”“马克思可能会卷土重来，而且再度兴起的马克思主义对西方古典自由主义的思想和体制构成的挑战，会比苏联共产党政权曾经构成的挑战更加令人生畏。”后一篇文章指出：“过去14年里，中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实际平均增长率高出美国6.5个百分点，如果这一差异持续下去，到2010年稍过一点，中国就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强国。”邓小平当然能够洞察这两篇文章的含义，其结论是不言而喻的：一是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并将全面显示出比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二是中国总体经济实力的快速增长，使资本主义国家“望而生畏”。
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怎样谋求更大的发展，逐步走向共同富裕？在看了《参考消息》在同一天登载的这两篇文章后，引发'了邓小平对分配问题的深入思考。他提出：“中国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后，一定要考虑分配问题。”“要研究提出分配这个问题和它的意义。”“到本世纪末就应该考虑这个问题了。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
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按劳分配，打破平均主义，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是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重大举措。到了90年代，中国经济有了很大发展以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关注和思考的重点转向了如何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
1993年9月16日，他在同弟弟邓垦谈话时说：“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因为这时他已经敏锐地观察到，在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后，随着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成分的新的经营形式的出现，分配方式也随之发生显著变化，形成了明显的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或阶层，特别是一些人利用我国经济体制的双轨制、市场经济体制不健全、经济立法跟不上、税收政策执行不力等体制上的漏洞，非法牟取私利、积聚财富。少数人的暴富与其付出的劳动、投入的资金、承担的风险完全不成比例，从许多方面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的公正分配。市场经济实际上已经带来两极分化“自然出现”的可能性（虽然这时还远远没有到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他提醒我们：“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在这里，邓小平把在实现“先富”、“共富”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风险，把分配不公导致两极分化的危害，讲得清清楚楚。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是邓小平晚年对后来人的谆谆嘱托。
进入21世纪，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同20世纪90年代相比，又有了明显提高，国民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18598亿元，增长到2000年的88189亿元，2000年比1990年整整翻了两番多，经济总量、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总体上实现了由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党的十六大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解决收入差距过大问题。十六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进一步把这个问题的逐步解决提上了议事日程，解决这个问题的条件和时机日趋成熟。2005年2月19日，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中指出：“要高度重视收入分配问题，更好地处理按劳分配为主体和实行多种分配的关系”，要“在促进发展的同时，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使全体人民朝着共同富裕的方向稳步前进。”
（来源：《党的文献》2005年第6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