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既反对平均主义，又防止两极分化——根据改革初期的实践对“大政策”的进一步思考（1979—1984年）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全党必须集中主要精力把农业尽快搞上去，并提出了发展农业生产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其中一条就是“必须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照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计算报酬，克服平均主义”。
“大政策”从1979年开始率先在占我国人口80％的农村地区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配套实施，逐步打破了平均主义、“大锅饭”，人们被压制多年的致富冲动被唤发出来，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越来越多的人和地区走上富裕之路。紧随其后，政策的效力迅速扩展到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和一些先行改革的试点企业和城市，形成了有相当气候的改革开放大好形势。1980年7月，为大好形势感到欢欣鼓舞的邓小平感慨地说：“要承认不平衡，搞平均主义没有希望。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国家才有余力帮助落后地区。不仅全国，一个省、一个社、一个队也是这样。百分之二十先富起来，会把其他的带动起来。”
当改革的重点即将由农村转向城市之际，1983年1月，邓小平在同国家计委、国家经委和农业部门负责同志谈话时说：“农村、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勤劳致富是正当的。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大家都拥护的新办法。”他明确提出判断新办法好坏的标准，是看它“是否有助于人民的富裕幸福，是否有助于国家的兴旺发达”。还说，几年的实践证明，“新办法比老办法好”。
新办法的实施，不仅仅触及到了“按劳分配”的问题，也开始冲击人们的一些传统观念。例如，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其雇工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怎样看待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这一新情况，引发了争议。邓小平在1984年10月表态说：“雇工问题我的意见是放两年再看。那个能影响到我们的大局吗？如果你一动，群众就说政策变了，人心就不安了。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随后，他又说：“目前，有的雇工达二十人，有些同志就着急了。我说，不要着急，这只是个别现象，不必改变现行的政策，过几年再说。”看得出，这时候邓小平着重强调的是这些现象有利于经济发展的一面，而经济发展才是“改革的大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服务这个大局的。由此，动不动“傻子瓜子”，就有了象征意义，不单是一个人、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种战略性的考虑。但在邓小平的思考中，问题还有另一面，这就是这个时候不动并不是永远不动，而是过几年再说，这也意味着这个问题早晚需要正视、解决，关键看实践发展的需要。
事实上，在实施这个“大政策”之初，邓小平心里还有一本账，即“先富”、“共富”问题与改革大局密切相关，更与我们的社会制度密切相关。早在1981年12月，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始终要注意避免两极分化。”伴随着80年代中期从计划经济体制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转变过程，贫富差距开始显现。人们开始担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性质会变，担心我们的社会主义方向要变。针对国内出现的这些疑虑和国外的种种猜测，邓小平反复强调：“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彻底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毫无疑问，这本账在邓小平的心目中是从不含糊的。
那么，究竟什么是“两极分化”呢？邓小平作出了一个明确的政策界定：“所谓两极分化就是出现新资产阶级。”在社会生产力发展过程中会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他说：“我们的政策是不使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不会导致富的越富，贫的越贫。坦率地说，我们不会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当然，“个别资产阶级分子可能会出现，但不会形成一个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不搞两极分化。创造的财富，第一归国家，第二归人民，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
经过几年的实践，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首次把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的政策写进党的文件。文件指出：“只有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才能对大多数人产生强烈的吸引和鼓舞作用。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向富裕。”这标志着中国改革总体思路在解决动力、途径和实现根本目标等问题上的一次重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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