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全兴
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
轰轰烈烈的五四爱国运动将毛泽东推上历史大舞台。他积极参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党成立后，他先后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在大革命时期，他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在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运动进行深入调查的基础上撰写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初步回答了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这是两篇政治文献，而非哲学著作，但它们却鲜明地体现了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基本观点，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唯物辩证法的初步运用。
毛泽东哲学头脑优势的真正显示是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对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
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并率起义队伍向井冈山进军。上井冈山是逼出来的。上井冈山，并不等于中国革命道路的开辟。更重要的是要在理论上回答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下，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存在、发展和怎样才能存在、发展的问题。毛泽东发挥了他长于哲学思维的优点，在《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中，他从中国是一个帝国主义间接统治的、经济政治落后的、发展不平衡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大国出发，分析了世界基本矛盾和中国社会矛盾的相互影响，指出只要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状况存在，帝国主义和中国的矛盾、帝国主义者互相间的矛盾，就同时在中国境内发展起来，由此造成中国各派反动统治者之间一天天激烈地混战，进而加剧反动统治者阶级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整个中国革命就处于星火燎原之势。统治阶级“白色政权间的长期的分裂和战争，便给了一种条件，使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的共产党领导的红色区域，能够在四围白色政权包围的中间发生和坚持下来”（《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他通过对中国社会尖锐、复杂、曲折和不平衡的矛盾的分析，论证了红色政权的长期存在和发展的客观根据，初步揭示了中国革命走由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这是唯物辩证法在中国革命中的杰出运用。
毛泽东不仅揭示红色政权存在、发展的客观根据，而且善于从认识论上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指出红色政权的存在、发展需要有主观条件，其中最根本的是党的领导要符合客观实际。他在《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反对本本主义》等文中指出：“对于政治形势的主观主义的分析和对于工作的主观主义的指导，其必然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就是盲动主义”；“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他反对“只要遵守既定办法就无往而不胜利”的保守主义思想路线，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
线、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但不为党内的教条主义者所认可，结果导致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失败。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抓住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有利时机，发愤读书，钻研哲学，总结中国革命、尤其是革命战争的经验，从思想理论上批评主观主义尤其是教条主义，为即将来临的全面抗日战争作思想理论准备。他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对十年内战经验的总结，系统论述了中国革命战争战略方面的诸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基本规律，揭露了党内教条主义军事路线的哲学根源。该书融军事理论和哲学思想为一体，是军事哲学的典范，为《实践论》、《矛盾论》的诞生作了直接准备。
1937年春夏间，毛泽东应抗大邀请讲授辩证唯物论，编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为即将开赴抗日前线的将士进行思想武装。他在讲课时结合中国革命实践经验，精辟地说明辩证法唯物论是最正确和最革命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精神武器，领导干部的必修课目。他说：“辩证法唯物论对于指导革命运动的干部人员，尤属必修的课目，因为主观主义与机械观这两种错误的理论与工作方法，常常在干部人员中间存在着，因此常常引导干部人员违反马克思主义，在革命运动中走入歧途。要避免与纠正这种缺点，只有自觉地研究与了解辩证法唯物论，把自己的头脑重新武装起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343页。）又说：唯物辩证法本身是一种科学，我们的革命实践本身也是一种科学，“如果不懂得辩证法，则我们的事情是办不好的，革命中间的错误无一不违反辩证。但如懂得了它，那就能生出绝大的效果。一切做对了的事，考究起来，都是合乎辩证法的，因此一切革命的同志们首先是干部，都应用心地研究辩证法”（《毛泽东著作专题摘编》（上），第33页。）。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这是以中国革命血的代价换来的宝贵结论，值得我们倍加珍惜。
《实践论》、《矛盾论》开始是整个讲授提纲中的两节，但它们与讲授提纲的其他部分有明显的不同。其实，它们已不是讲课前写好的讲授提纲，而是讲课记录的整理稿。《实践论》、《矛盾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革命经验、中国哲学优秀成果三者相结合的产物，已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毛泽东在当时油印讲授提纲时就特意将它们单独抽出加印，并签名送请艾思奇、吴亮平等同志“阅正”。《实践论》、《矛盾论》为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理论基础。毛泽东后来的理论与实践都可看作是《实践论》、《矛盾论》在不同历史条件和不同领域中的运用、展开和发展。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革命和建设是在《实践论》、《矛盾论》指导下取得成功的。（李瑞环曾说：“在‘两论’指导下中国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的事实，是大家所熟悉的。大庆就是靠‘两论’起家的。”《学哲学，用哲学》（上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1页。）
在抗大讲哲学之后，毛泽东在继续研究哲学的同时大力提倡和组织干部学习哲学。在一段时间里，毛泽东曾在自己住的窑洞里组织每周晚上一次的哲学漫谈。1938年，经他提议，延安成立了“新哲学会”，有组织地开展哲学的研究与普及。延安新哲学会的成立推动了各抗日根据地的哲学学习。在1940年6月21日召开的延安新哲学会的第一届年会上，朱德曾说：“过去在前线听到延安新哲学会成立，前线的同志听了都很高兴，引起了研究新哲学的兴趣。因此，两年来，辩证法大大发展了，在华北以及全国的一切进步地区，都研究着新哲学，现在许多干部都能把哲学上的原则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转引自于良华：《关于延安“新哲学会”》，《哲学研究》1981年第3期。）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世界观、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的理论基础和精髓。因此，毛泽东把学哲学、用哲学放在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首位。1941年9月，他把“思想方法论”规定为中央研究组及高级研究组学习的主要内容。延安整风运动实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运动，提倡唯物论辩证法，反对主观主义。许多干部学习了哲学，提高了修养，终身受益。在这方面，陈云具有代表性。他在1981年回忆说：“延安整风时期，毛泽东同志提倡学马列著作，特别是学哲学，对于全党的思想提高、认识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毛泽东同志亲自给我讲过三次要学哲学。在延安的时候，有一段我身体不大好，把毛泽东同志的主要著作和他起草的重要电报认真读了一遍，受益很大。我由此深刻地领会到，工作要做好，一定要实事求是。”因此，“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5页。）
总之，哲学是领导干部的必修课。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经验的重要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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