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降落!”随着一声口令,梁万俊操纵飞机风驰电掣般扑向跑道。
塔台、机场,所有人都屏住了呼吸,人们死死地盯着梁万俊驾驶的战机。
飞机高速接地,刹车!放伞!巨大的轰鸣声中,轮胎刹爆,战机拖出两道长长的轮印,在距离跑道尽头300米处稳稳停住!众人都松了一口气。
其实,这种惊险,对试飞员来说可谓家常便饭。1988年12月,“飞豹”首飞。临上飞机前,试飞员黄炳新悄悄将一封短短的“三句话遗书”留在办公桌抽屉里:“即使我这次牺牲了,为国防发展也值得;这里面的钱,是我死后交给组织的最后一次党费;家人不要给组织添任何麻烦。”
1992年8月,他和另一名试飞员杨步进驾驶 “飞豹”执行高风险科目试飞任务。飞机以每小时1100公里的速度进入5000米高空后,出现剧烈振动现象。黄炳新随即蹬舵,飞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振动过于剧烈,方向舵掉了。
黄炳新临危不乱,对杨步进说:“你别紧张,我也别紧张,万一不行,你跳伞,我把飞机飞回去。如果我牺牲了,你就把这个情况向上面报告。”
杨步进坚定地说:“你不跳,我也不跳。你往前飞,我跟你往前走!”
没有方向舵的飞机在高速降落时,稍有偏差就会机毁人亡。黄炳新双手紧握驾驶杆保持飞机平衡,沉着地对准跑道,只听见“唰”的一声,机轮安稳触地。
“我们试飞员,谁不经历几回‘鬼门关’?”谈起空中历险,空军级试飞专家徐勇凌显得很轻松,“试飞员的人生字典里没有‘害怕’二字。”
有一年,徐勇凌驾驶某型战机进行科研试飞,在400米高度遭遇飞机起火。这是试飞中最险恶的情况,失控的飞机像一颗燃烧坠落的陨石,呼啸着砸向大地。
多次尝试仍无法控制飞机后,在不到300米的高度,他本能地拉动了弹射器。虽然跳伞成功,但因离地面太近,徐勇凌重重摔在一块农田里,全身10多处骨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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