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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省人大原主任王光宇:我所亲历的安徽农村改革 (4)

——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
王光宇
2009年02月19日10:42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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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肥西县山南公社“包产到户”试点使省委

  更加坚定推进农村改革的决心和信心


  由“省委六条”和“借地渡荒”所引发的多种形式的农村生产责任制虽然广泛兴起,并非常显著地推动了农村生产的发展,但当时并没有得到中央的认可。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原则通过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的两个文件,即《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试行草案)。这两个文件总的来说是很好的,总结了七条经验教训,又提出许多加快农业发展的政策措施。但文件并没有完全消除过去“左”的影响。文件中一方面提出“三个可以”(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这有利于放开农民的手脚;但另一方面又提出“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万里在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讨论文件草稿时,曾一再提出“文件中不要写‘不许包产到户’了吧”,未被采纳。文件下达后,经我向万里建议,于1979年2月2日派省农委周曰礼带一批干部组成工作组,到肥西县山南公社宣讲文件。该公社小井庄等生产队,因在“借地渡荒”中早已把土地分到户,这里的干部群众听到文件传达后,失望地说:“早也盼,晚也盼,盼来两个不许干”,“我们要求包产到户,如这次一炮打不响,就没有希望了”。周曰礼曾担任过曾希圣的秘书,在1961年参加搞过“责任田”的试点和推行,他深知“责任田”的好处,对农民的心理、感情、要求非常理解和支持,但由于中央文件明确规定“两个不许”,感到很无奈。他于2月5日急忙赶回合肥,当晚就向万里汇报,反映群众对包产到户要求强烈,这件事情怎么向农民表态。万里说:这不是一件小事,明天我们开常委会再说,看大家的意见怎么样。2月6日,万里主持省委常委会议,周曰礼做了汇报。会上,意见不一。有人提出:按中央文件上讲不准干,我们要表态同意农民干,这是违反组织原则的问题。有人建议:如果同意农民干,首先要向中央报告请示,中央同意后,我们再表态。讨论了一上午,意见统一不起来。下午继续开会,万里让我先发言。我在会上回顾了1961年安徽推行“责任田”的实际情况,我说“责任田”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克服困难,对当时扭转形势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说起“责任田”,农民仍非常怀念,他们称“责任田”为“救命田”。我表示可以有领导、有步骤地推行,至少在生产落后、经济困难的地方可以先试行。我还说:过去一二十年不断地批判包产到户,把包产到户说成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大家搞怕了。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安徽有几十万干部因包产到户的问题受到批判,有些领导干部被戴高帽子、游街、关牛棚,把大家搞得谈“包”色变,一直心有余悸。现在如果要群众搞包产到户,首要的问题是要把干部思想搞通,解除他们的顾虑。万里同意我的上述看法,说我对责任田的回顾对人很有启发。他有两句话讲得非常深刻、精彩,也极富哲理性。他说:“过去批判过的东西,不一定是错误的;过去提倡的东西,不一定就是正确的,都要用实践来检验。”并且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制订的政策,也亳无例外地需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最后万里下了决心,他提出一条建议:把山南公社作为省委的试点,进行(包产到户)试验,搞一年。年底总结,这个办法好,我们就搞;不好,我们就收回来。如果滑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也不用怕,我们有办法把它拉回来。如果收不到粮食,省委负责调粮食给他们吃。我和顾卓新、赵守一立即表态同意万里建议,其他所有同志也先后表态同意,终于形成一致决议:由周曰礼率一批干部在山南公社搞试点,暂不宣传、不登报、不推广。但这个消息在肥西县不胫而走,“包产到户”捂也捂不住,全县很快就有一半以上的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其他许多地方听说后,也自动跟着学。省委有的同志觉得面搞得这么大,怕不好办,万里认为这是顺应了群众要求,坚持不动摇。

  在肥西县山南公社试点期间,我曾多次去那里与周曰礼等同志一起深入到群众中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帮助研究解决办法。有一次,省军区一位领导同志到肥西县检查工作,知道这里搞包产到户,他认为这样下去会动摇军心,“毁我长城”,因为战士会要求回家包田,伤残复员军人自己生产有困难,今后谁还愿意参军?要求当地改正。于是在麦收后,县委正式发文,要求所有实行包产到户的队,一律重归集体经营。这一下子引起一片混乱,信访不断。为此,我去肥西县委参加两次常委会,向他们作宣传解释,才扭转过来。1979年5月21日,万里也亲自去山南公社作调查。农民向他提出:“包产到户允许我们搞多长时间?”万里当场答复:“你们愿意搞多久就搞多久,什么时候不增产了就不搞。”这一回答给农民和基层干部大大壮了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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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王新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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