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1977年第三次復出之后，鄧小平認真分析中美蘇“大三角”戰略態勢的變化，科學評估中國在“大三角”中的戰略地位和作用，抓住美蘇矛盾這個冷戰期間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據兩國攻守形勢及其各自對華政策的演變，適時調整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對蘇政策，實現中美建交和中蘇關系正常化，進而對有關時代主題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了新的科學判斷，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開創了中國外交的新局面。
[關鍵詞]十二大﹔鄧小平﹔中美蘇“大三角”﹔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一般認為，嚴格意義上的中美蘇“戰略三角”成於20世紀70年代初期，止於1991年蘇聯解體。此間近20年中，雖然強弱不同、實力不等，但中美蘇三國卻因其對全球政治特別是對亞太地區國際政治的重大影響，構成了一種事實上的“戰略三角”。（1969年2月，根據毛澤東的指示，在周恩來的安排下，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四位元帥就國際形勢和戰略問題進行研究。經過十幾次討論，他們先后向中央提交了《從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寶樹》和《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兩份書面報告。報告全面分析了中美蘇三大力量之間的矛盾，並較早地形成了“大三角”這一認識。報告認為，在中美蘇“大三角”關系中，中蘇矛盾大於中美矛盾，美蘇矛盾大於中蘇矛盾﹔在美蘇兩國都急於打“中國牌”的情況下，中國處於戰略主動地位。此后，國內外理論界、學術界在闡述 20世紀70年代初至90年代初的中美蘇三國之間的關系時，較多地使用中美蘇“大三角”的提法。）由於美蘇矛盾是整個冷戰期間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在“戰略三角”中，美蘇矛盾依然居於主導地位，美蘇矛盾制約中美、中蘇矛盾，中美、中蘇矛盾則受制於美蘇矛盾。
1977年第三次復出之后，鄧小平立足於維護中國國家安全和戰略利益，立足於為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外部環境，牢牢抓住美蘇矛盾這個當時國際政治的主要矛盾，依據兩國攻守形勢及其各自對華政策的演變，不僅適時調整了中國的對外政策特別是對美、對蘇政策，還對“戰爭”、“和平”及“發展”等有關時代主題的一系列重大問題作出科學判斷﹔並在此基礎上，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為新時期中國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的調整作出了卓越歷史貢獻。
一、歷史轉折前后的“戰略三角”
自 1972年尼克鬆訪華之后，雖然中美兩國在一些領域展開了合作，但雙方合作的基礎很不牢固，到 1975年，中美關系陷入踟躕不前的境地。但是，隨著美國和蘇聯國力的消長，世界格局及美蘇關系均發生重大變化，愈來愈呈現出一種“蘇攻美守”的戰略態勢。這使美蘇各自的對華政策發生明顯分野：處“守”勢的美國認為，為了扭轉在與蘇聯競爭中所處的不利局面，美國需要進一步改善中美關系﹔處“攻”勢的蘇聯則繼續其以往 的對華政策：一面繼續向中國施加政治、軍事等方面的強大壓力，一面竭力防止中美結成反蘇的戰略聯盟。
在此背景下，“戰略三角”的基本態勢是：美蘇爭奪加劇，中蘇繼續對立，中美則出現了實現關系正常化的歷史機遇。
（一）歷史轉折的實現與鄧小平對 “戰略三角”的基本評估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作出把黨和國家的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從而實現了黨和國家歷史上的偉大轉折。經過這次全會，形成了以鄧小平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
此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的轉移，堅定不移地推進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就成為鄧小平最為重視的一個中心問題。為此，他明確指出：“同心同德地實現四個現代化，是今后一個相當長的時期內全國人民壓倒一切的中心任務，是決定祖國命運的千秋大業。”（《鄧小平文選》第 2卷，人民出版社 1994年版，第 208—209頁。）但是，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要確保這一“千秋大業”，卻有兩個不得不通盤考慮的重要因素：一是安全因素。難以設想，在其時中蘇對立、蘇軍壓境的情況下，中國能夠集中精力搞現代化建設。因此，這一因素主要涉及對蘇外交。二是經濟因素。隨著大規模經濟建設的展開，資金、技術和市場等便成為中國迫切需要解決的現實問題。而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又被認為是中國商品出口的潛在重要市場和所需資金、技術的主要來源地。因此，這一因素主要涉及對美外交。
在歷史轉折前后，基於對上述兩個因素的評估，黨內逐漸形成了這樣一種比較一致的認識：要維護中國的國家安全，就必須堅定地構筑反對蘇聯霸權主義擴張的“一條線”﹔要實現現代化，就必須搞改革開放，必須改善同美國等發達國家的關系。對此，鄧小平這樣總結：“我們的對外政策，就本國來說，是要尋求一個和平的環境來實現四個現代化。這不是假話，是真話。”（《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241頁。）“我們對自己有清醒的估計，我們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同西方世界合作。更重要的是，在政治上對付超級大國，我們更需要合作。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287頁。）
（二）對美外交：“最重要的是不要錯過機會”
整個 20世紀 70年代，美蘇關系並沒有出現美國所期待的那種“緩和”局面。到 20世紀 70年代末，隨著蘇聯把戰略觸角逐步伸向中東、南亞等地，美國國內輿論開始越來越傾向於認為，蘇聯因美國的“緩和”政策得了利，美國則吃了虧。在此背景下，為穩定美國在西太平洋地區的政治、軍事形勢，並擴展其在第三世界的影響，美國感到有必要盡快改善對華關系。為此，卡特總統甚至公開宣布：“我們認為美中關系是我們全球政策中的一個中心因素。”（《冷戰時期中國的對外關系》，北京大學出版社 2006年版，第 189頁。）
鄧小平敏銳地捕捉到了這些新動向。在他看來，隨著美蘇爭奪加劇，美國為平衡其全球利益，開始調整其對外政策特別是對華政策，而這種調整，是美國現實的戰略需要，這就決定了中美關系存在著向前繼續發展以至最終建交的歷史機遇。對正承受著蘇聯巨大壓力、改革開放剛剛起步的中國而言，這無疑是一個重大利好。為此，在對美外交上，鄧小平明確提出了“最重要的是不要錯過機會”（《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441頁。）的指導思想，並為此進行了兩方面努力：
一方面，抓住美國奉行對蘇“緩和”卻出現不利的被動局面，向美方反復強調中美兩國在全球戰略利益上是有共同點的。為此，他在高調批評蘇聯“更具冒險性”的同時，又直言美國“單靠自己對付不了蘇聯”（《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205頁。)。他告誡美方：中美關系要從“戰略上考慮”，不能從“策略上考慮”，“不要把中國當作一張牌來使用”。(《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618頁。)
另一方面，在對美外交中，在強調“不要錯過機會”的同時，鄧小平牢牢抓住“斗爭”的一手，以斗爭促合作。利用美國國內不斷出現的要求改善對華關系的有利輿論，他緊緊圍繞中美關系正常化的症結——台灣問題，在堅定表達中方原則立場的同時，反復做美國方面的工作，以推進中美關系發展。他說：“中國人不解決台灣問題會死不瞑目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上），第 328頁。)他強調：中美關系正常化的關鍵問題是台灣問題﹔台灣問題是主權問題，主權問題是沒有談判余地的，因此不要搞外交手法﹔在這個問題上就是“斷交、撤軍、廢約”三條。同時，鄧小平還針對美國輿論中那些認為“中國很弱很窮，裝備又落后，所以中國無足輕重”、“中國現在有求於美國，美國無求於中國”的觀點進行了批駁。他指出：“中國盡管窮和弱，但需要中國自己做的事情，中國是敢於面對現實的。所以，對中國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發生錯誤判斷的人，起碼不會有一個正確的國際戰略”﹔“中國是很窮，但有一個長處，就是中國本身的生存能力比較強，還有就是窮日子過慣了。……以為中國有求於人的判斷，會產生錯誤的決策。”(《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376、377頁。)
經過努力，1978年 7月中美建交談判啟動。六個月后，中美正式建交。這意味著，雖然在台灣問題上依然分歧嚴重，但是這些分歧並沒有妨礙中美兩國在反對蘇聯擴張這一共同戰略利益上取得共識，並尋求合作。
（三）對蘇外交：“不要急於求成，談不成沒有關系”
中美建交后不久，鄧小平即訪問美國。訪美期間，圍繞反對霸權主義等問題，中美雙方進行了初步的外交協調。鄧小平回國后不久，對越自衛反擊戰爆發。中美蘇三國隨之展開了一輪激烈較量。但當蘇聯責問美國，為什麼“鄧小平訪美兩星期之后，中國就向蘇聯的一個盟國發起了軍事進攻” (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下），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4年版，第 85頁。) ，美國則表示，超級大國要保持克制。顯然，通過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國在此輪“戰略三角”的博弈中得了分。鄧小平對此評論說：“我國對越南自衛還擊戰的勝利，大大提高了我國在國際反霸權主義斗爭中的威望。”(《鄧小平文選》第 2卷，第 160頁。)
然而，“戰略三角”的本質屬性決定了中美即便能夠“聯手抗蘇”，雙方之間的矛盾也不可能消除。建交后不久，圍繞著美國《與台灣關系法》的出籠，中美之間便爆發了嚴重的外交爭端。
對這種情況，鄧小平有著清醒的認識。基於對“戰略三角”的歷史認知，早在訪美之后他就明確提出：在改善中美關系的同時有必要調整“大三角”中的中蘇關系，以便造成更有利的國際環境。(參見李鳳林：《中蘇邊界談判親歷記》，《中共黨史資料》2003年第 4期。)
1979年 4月，中方就《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期滿后不再延長一事照會蘇方，同時建議雙方就解決兩國間懸而未決的問題、改善兩國關系舉行談判。這一建議得到蘇方積極回應。經過磋商，雙方決定開展談判。鄧小平對此高度重視。談判前夕，他詳細指出了中方在談判中應採取的基本精神和具體策略，表示“中國不能同意在大軍壓境的情況下同蘇聯改善關系”是一條必須堅持的原則，並強調：“不要急於求成，談不成沒有關系”。(馬敘生：《結盟對抗均不可取：憶八十年代中蘇關系實現正常化的過程》，《東歐中亞研究》2001年第 2期。) 看得出來，鄧小平決心通過中蘇談判這種形式，一方面盡可能“穩住蘇聯”，從而盡可能地解除中國周邊的實際威脅，為國內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和平環境﹔另一方面，此舉又在客觀上起到了向美國傳遞中國所具備的戰略能力及維護國家利益的堅強決心。
在鄧小平的指導下，中蘇談判於 1979年10月正式開始。然而，由於雙方意見分歧較大，六次正式會談均未能取得共識。不久，隨著蘇聯出兵阿富汗，中國隨即宣布中斷談判。可見，通過對 20世紀 70年代末期“戰略三角”的力量評估，鄧小平認為，在中蘇矛盾依然十分尖銳的情況下，中美矛盾雖然有所升級，但仍然小於中蘇矛盾。兩害相權取其輕，在美蘇矛盾升級的背景下，中國的對蘇外交要短暫地服從於對美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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