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蘇攻守形勢逆轉中的“危”與“機”
進入 20世紀 80年代以后，美蘇爭奪加劇，而且美蘇爭霸的態勢也於同期經歷著逆轉。在此背景下，在“戰略三角”中力量較弱的中國一方，“危”與“機”並存。
（一）美蘇攻守形勢的逆轉及鄧小平的利弊權衡
以 1979年底蘇聯出兵阿富汗為轉折，美國對蘇政策日趨強硬。1981年，裡根入主白宮后，美國重新奪回其優勢地位和戰略主動。面對美國的強硬政策，蘇聯一開始毫不示弱，以硬對硬。但是，由於軍備競賽的沉重負擔、經濟增長率的持續下降、領導人的頻繁變更等原因，蘇聯雖然仍傾其全力同美國爭奪霸權，但其擴張勢頭已漸成強弩之末。在這種背景下，為挽回戰略頹勢，蘇聯開始不斷調適它在“戰略三角”中的地位，並為此不斷釋放希望改善對華關系的信號。
就在中蘇關系改善出現重大歷史機遇的同時，中美關系卻迭起波瀾。隨著對蘇優勢的重新確立，一些美國人開始冀圖挾持中國的對蘇立場，且幻想能“逼迫”中國在台灣問題上對美讓步。
對“戰略三角”出現的這些新動態，特別是對美蘇攻守形勢逆轉中所蘊含的“危”與“機”，鄧小平看得十分深刻。他指出：“對外政策中有三個方面的問題，即如何判斷國際形勢、如何看待三個世界的劃分、如何對待美國和蘇聯。這三個問題，需要好好議一議。” (《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中央文獻出版社 2004年版，第 708頁。)他強調，中國不會高估自己的價值，也不會低估自己的價值，中國在國際上的戰略地位不是無足輕重的。
圍繞上述問題，特別是圍繞對美、對蘇外交，在十二大前后的幾年間，鄧小平進行了深入持久的觀察、思考和利弊權衡。
（二）對美外交：“我們還要繼續觀察”
裡根上台之后，在對華問題上奉行所謂的“雙軌”政策，即：一面十分重視發展對華關系﹔另一面卻又聲稱中國不應該干涉美國的對台政策，並表示要“充分執行”《與台灣關系法》。
事關國家主權，鄧小平寸步不讓。
一方面，他對美國損害中國主權和國家利益的做法給予嚴厲抨擊，並公開表示，“中國的容忍是有限度的”。他說：“中美關系現在可能處在一個考驗時期，考驗的題目是台灣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們知道在美國有個論點，就是隻要美國對蘇聯強硬，美國不論怎麼做，中國人都會吞下去。這是不可能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739頁。)他強調：這個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存在著使中美關系停滯和倒退的危險。
另一方面，針對中美關系的膠著狀態，他又明確作出了對美關系“我們還要繼續觀察”的重要指示。他指出，“對在停滯、倒退的情況下如何同美國交往，要認真准備”(《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748頁。)。中國“沒有回旋余地”。“實在不行，關系就倒退吧！”“那有什麼了不起？”“我看中華民族還是存在的。”(陶文釗：《中美關系史（1972—2000）》（下），第 125頁。)
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圍繞美國對台軍售，經過艱難博弈，中美雙方最終於 1982年 8月簽訂了《八一七公報》。《八一七公報》的簽訂，使中美雙方在解決建交時遺留下來的美國售台武器問題方面邁出了重要一步。
（三）對蘇外交：“爭取中蘇關系有一個大的改善”
進入 20世紀 80年代以后，隨著中美圍繞台灣問題的斗爭漸趨白熱化，特別是隨著美蘇攻守形勢的漸次逆轉，為防止“戰略三角”出現失衡，鄧小平開始更多地從中國外交戰略全局、國家根本利益以及中蘇關系的歷史淵源去重新估量中蘇關系。當然，表現在行動上，這種“估量”在起初仍舊顯得比較謹慎。就此，他曾一再表示：“現在不存在中國和蘇聯合作的問題。”“我們的戰略方針是建立國際反霸統一戰線。”“這個格局不要變。”(《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716、711頁。)
但是，進入 1982年以后，這種情況為之一變。1982年 3月 24日，正當中美雙方圍繞台灣問題矛盾急劇升級之際，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卻在中亞傳遞出願意改善對華關系的明確信號。對蘇聯這一舉動，中方迅即作出了這樣的分析：在美蘇爭奪中，蘇聯已經力不從心，不得不實行戰略調整，而緩解對華關系正是其中一個重大步驟﹔這一步驟，在客觀上為中國調整對蘇關系提供了機會。(參見錢其琛：《外交十記》，世界知識出版社2003年版，第 4頁。)
基於這一分析，鄧小平果斷加快了調整對蘇關系的步伐。3月 25日，他即指示外交部要對勃列日涅夫的講話立即做出反應，談話要言簡意賅，既要堅持原則，又要有靈活性。 (參見黃華：《親歷與見聞——黃華回憶錄》，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7年版，第 358頁。) 4月 16日，他又請訪華的羅馬尼亞領導人齊奧塞斯庫給勃列日涅夫傳口信，並提出要蘇方“先從一兩件事做起”(《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815頁。)。4月 27日，在同金日成會談時，他又明確表示，中蘇關系“總有一天要有所改善”(《鄧小平年譜（1975—1997）》（下），第 818頁。) 。七八月間，他進一步提出，“要採取一個大的行動，向蘇聯傳遞信息，爭取中蘇關系有一個大的改善”( 錢其琛：《外交十記》，第 6—10頁。)。
在上述舉措的有力推動下，8月 10日，即中美《八一七公報》簽訂前一周，外交部派員去莫斯科向蘇方口頭轉達了中國將認真謀求中蘇關系正常化的立場和條件。10天之后，蘇方作出正式答復，表示願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在任何級別上同中方討論蘇中雙邊關系問題，以便“消除關系正常化的障礙” (沈志華主編《中蘇關系史綱（1971—1991年中蘇關系若干問題再探討）》，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1年版，第 484頁。)。至此，中蘇關系正常化的進程得以開啟。此時，距黨的十二大召開還有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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