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幾點思考
通過勾勒十二大前后“戰略三角”之間的復雜博弈，梳理和分析此間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以進一步豐富和發展的歷史過程、所產生的深遠影響，以及鄧小平為此付出的艱辛努力，筆者有如下幾點思考：
（一）黨的十二大在新中國外交思想史上具有分水嶺的意義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隨著黨和國家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包括對外政策在內的各領域的工作都要圍繞這一“中心任務”作出新的調整。然而，由於“戰略三角”關系的復雜性以及對外政策相比於國內政策的滯后性，特別是由於國內政治中各項重大議題的優先次序和緊迫程度，直到1982年黨的十二大前后才在對外政策上取得了適應這一“中心任務”的重大突破。這一突破的標志，就是在對國際形勢作出新的分析和判斷的基礎上，對中國的外交戰略和對外政策進行了重大調整，從而創造性地繼承、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參見《鄧小平外交思想學習綱要》，世界知識出版社 2000年版，第 64—65頁。）以此為標志，中國以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為目標，果斷放棄了以往“以蘇劃線”、“以美劃線”的傾向，果斷調整了以往“一條線”、“一大片”等對外戰略，堅定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而開創了新時期中國外交的新局面。從這個意義上說，十二大在新中國外交思想史上有著分水嶺的重要意義。
（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進入新時期以后，依據對“戰略三角”的歷史認知和其發展趨勢的深刻把握，鄧小平大膽地總結和反思了中國黨和政府在處理這一復雜問題時的經驗教訓，並因時順勢地進一步豐富和發展了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從而產生了重大的歷史意義：一方面，它使“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內容更加成熟全面，從而有利於改革開放的推進和中國國際形象、國際地位的進一步樹立﹔另一方面，它又使美蘇在同中國打交道時，都不能不考慮如何爭取中國，從而使中國在“戰略三角”的復雜博弈中更易處於有利地位，也有助於中國維護自身的國家利益。
（三）鄧小平為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調整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
1977年第三次復出之后，鄧小平就致力於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創造一個和平有利的國際環境。在紛繁復雜的外交工作中，他緊緊圍繞國際政治中的“戰略三角”來做文章，對新中國成立 30多年的外交經驗進行了全面總結，並依據新的歷史條件，對如何認識中國在國際格局和世界政治中的地位、如何處理同美蘇及其各自領導的兩個陣營的關系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思考。在此基礎上，他既改變了世界戰爭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的看法，又明確提出和平與發展是當代世界的兩大問題﹔既明確提出從國家自身的戰略利益出發考慮國際關系的戰略思想，又大膽調整了“一條線”、“一大片”戰略，指明了新時期我國對外工作的目標、任務﹔既全面改善和發展了我國同美國、蘇聯及日本、西歐主要國家的關系，又逐步增強了中國的國際地位和在國際問題上的發言權。（參見劉華秋：《鄧小平國際戰略思想論要》，《黨的文獻》2007年第 2期。）足見，在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調整中，鄧小平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作出了卓越的歷史貢獻。
綜上所述，進入新時期以后，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的進一步豐富和發展，這既是鄧小平對新中國外交工作經驗特別是處理“戰略三角”經驗的一種深刻總結，又是他順應新的歷史形勢對中國對外政策所作出的一種實事求是的調整。這一總結和調整，以十二大為一個重要的分水嶺，成為新時期中國對外政策的一種新的標志和特征。這種新的標志和特征，不僅進一步豐富和完善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容，還為推動改革開放事業的穩步前進，以及為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都作出了巨大的歷史貢獻。
最后，還需要指出，一國對外政策的調整，是以國家的核心利益為根本出發點，以該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主客觀歷史條件為基本依據的。今天，中國面臨的國內外環境和主客觀條件，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已發生了巨大變化。在這種情況下，如何進一步調整和優化中國的對外戰略，從而有效維護中國的核心利益，是一個需要研究的重大課題。
〔作者系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副研究員〕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