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歐華工：一戰中的特殊軍團

工作中的華工。資料圖片

工作中的華工。資料圖片

位於法國西北部努瓦耶勒市的“諾萊特”華工墓園。新華社發

100年前的8月4日，德國入侵比利時，英國對德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爆發。

如何看待這場發生在歐洲的世界大戰？它將給中國帶來哪些壓力抑或機遇？如何化解壓力把握機遇，以求得國家利益的最大化……諸多問題拷問著當時的中國政府和人民。

在這種嚴峻的拷問下，中國赴歐華工軍團誕生了。這支特殊的隊伍，為將彼時積貧積弱的中國推入國際社會發揮了巨大作用﹔也正是這支特殊的隊伍，使中國自鴉片戰爭以來首次成為戰勝國中的一員。

以工代兵

——民國政府無奈的戰略之舉

一戰爆發之時，中國正處於歷史發展的十字路口。一方面，剛剛推翻封建帝制的中華民國滿目瘡痍，動蕩不安，各派勢力明爭暗斗，結果導致軍閥割據，民不聊生﹔另一方面，參戰雙方都對中國虎視眈眈，特別是日本，妄圖利用對德宣戰之機，攫取德國在中國山東的侵略特權。為求自保，中國政府不得不宣布“中立”。

盡管世事不濟，但在當時中國的外交決策群體眼中，第一次世界大戰仍被視為一次戰略機遇，一個天賜良機。1914年11月10日，外交部參事伍朝樞即向外交部提交備忘錄，建議中國政府最好避免直接同日本交涉包括山東問題在內的許多外交糾紛，力爭將包括日本侵略問題在內的一切事端提交戰后和會討論、裁決。中國駐美公使夏偕復也在1915年1月15日就中國參加戰后和會問題向外交部呈交長篇備忘錄，主張中國為了提高國際地位，為了有利於外交爭端的解決，應設法加入戰后和平會議，並加緊篩選與會代表，未雨綢繆。可以說，設法以戰勝國身份參加戰后和會，以擺脫近代以來列強對中國的欺侮，提升中國的國際地位，成了當時中國政府和民間人士主流的心願和努力目標。

事實上，一戰爆發伊始，為尋求參與英法主導的國際社會，袁世凱政府即向英國駐華公使兼協約國駐京外交使團首領朱爾典提議，中國派兵幫助英國攻打駐青島的德軍，但這一提議被英國拒絕。一方面，傲慢的英國人未能料想到一戰會曠日持久，會如此血淋淋。另一方面，自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就從來沒有想過需要中國的幫助，因為在他們眼中，中國始終是一個無法擺脫歐洲“幫助”的“東亞病夫”。

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尋求參加協約國作戰這一目標，還面臨著日本的阻撓。1914年11月中旬，日本外相加藤高明在會見新聞記者談及青島問題及戰后和會時就明確表示：“至於和平會議，中國非交戰國，無列席之資格”。

1915年初，日本政府變本加厲，向袁世凱政府提出旨在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企圖將中國的政治、軍事、財政完全置於其控制之下。就在與日本簽訂“二十一條”當天，中國外長陸征祥向大總統袁世凱進言，稱解決山東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參戰。為此，1915年11月6日，中國政府正式通知英國，表示中國准備對德宣戰，但為了防止日本從中作梗，要求英、法、俄三國邀請中國參戰。此時的英、法、俄三國對中國的參戰均表示歡迎，並表示願意出面安排。但在日本的極力反對下，中國政府第二次尋求參戰的外交努力於1916年初告敗。

有鑒於此，曾出任袁世凱政府總統府秘書長、隨后出任中華民國政府內閣總理、被世人譽為“近代中國的馬基雅維利”的梁士詒，向中央政府提出了“以工代兵”的戰略構想：“中國財力兵備，不足以遣兵赴歐，如以工代兵，則中國可省海陸運輸餉械之巨額費用，而參戰工人，反得列國所給工資，中國政府不費分文，可獲戰勝后之種種權利。”

自此，以工代兵，即以華工為杠杆，尋求國家利益的最大化，成了中國政府外交政策的頭等目標。這方面最顯著的例子就是中英關於招募華工的外交談判。1916年10至11月索姆河會戰結束時，鑒於在中國所招募的勞工還不到40名，英國政府不得不轉向中國政府求援。借此，中國外交部長伍廷芳向英國提出幾個條件，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要求參加戰后的對德和會，把招工和中國的國際地位聯系在一起：“一戰結束以后，戰后和會如有中立國加入，中國亦得加入，無中立國加入，則另行召集關於東亞等國的大會，中國必須得加入。”

可以說，以工代兵既是中華民國政府的無奈之舉，又不失為一項高明的戰略設計。根據這一戰略構想，作為中國參與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主力軍，赴歐華工在歐洲戰場上的一舉一動，將直接關乎戰后中國的命運。就像曾積極參與過駐法華工教育事業的晏陽初所指出的：“第一次世界大戰后，中國在巴黎和會的地位，不是外交家的辭令換來的”，而是“被中國人輕視被外國人踐踏的苦力爭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