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放、競爭和參與：實踐邏輯中的中國政治模式

3 一黨主導下的開放性政黨制度

實際上，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共所經歷的變化越來越體現為文明性，就是說中共開始呈現一個開放性政黨的特點。這也就是中共和前蘇聯、東歐國家區別開來的地方。

中共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在社會經濟利益多元化的條件下，選擇的是向各個社會群體和利益開放政治過程。這種選擇也是文明特征的使然。簡單地說，中共已經開始形成一黨主導下的開放型政黨制度。

首先是開放。開放最重要。任何一個政治制度，如果不開放，那麼就必然表現為排他性和封閉性。隻有開放，政治才具有包容性。如上所說，政治上的開放性，在西方是通過外部多元主義，即多黨政治來實現的。每一種利益都能夠找到能夠代表其利益的政黨。在中國，因為沒有多黨政治，依靠的是內部多元主義來實現的。社會上產生了不同的利益，執政黨就向它們開放，把他們吸納到政權裡面，通過利益的協調來實現利益代表。在革命期間，政黨要強調依靠一些特定的階級和階層，但作為執政黨，其必須依靠所有的階級和階層，這樣才能擁有最廣泛的社會基礎。

中共的轉型不可說不快。就社會群體來說，進入中共的政治過程，也是最有效的利益表達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中共的“三個代表”，已典型地表明中共必須要代表不同社會利益這樣一種現實的認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包括私人企業主在內的中產階級的人數並不大，但業已表現出很強烈的參政要求。這也就是為什麼執政黨與時俱進，不僅給與包括私人企業在內的非國有部門提供憲法保護，而且也容許和鼓勵私營企業家入黨參政。

中共黨員成分變化也能說明這一點。在毛澤東時代，工人、農民、干部和解放軍佔絕大多數，但改革開放以來，知識分子、專業人士和新興社會階層的黨員人數越來越多。

如果說西方採用的是“外部多元化”，中國政黨制度所體現的是“內部多元化”。各種利益先“內部化”，即容納進現存體系，在體系之內爭取利益和協調利益。在成功地解決了民營企業家加入執政黨、進入政治過程的問題之后，中共最近又開始強調“社會管理”，致力於通過吸納更多的社會力量來擴展執政的基礎。

這種內部多元主義的開放性，其有效性並不比其它任何制度低。最近，因為中東世界發生茉莉花革命，一些人開始把中國視為和阿拉伯世界類似的政體。但從內部多元主義來說，中國和阿拉伯世界有很大的不同。阿拉伯世界基本上既無外部多元主義也無內部多元主義，多數政權表現為封閉性，有一個家族（君主政權）或者少數幾個家族長期壟斷政權，統治國家。即使在民主國家，例如英國、美國和日本，國家政權也經常被幾個政治大家族所壟斷。從統計學角度來看，從社會底層進入政治領域的人數，中國遠遠超過民主國家。共產黨統治不是家族統治，這使得共產黨更具有群眾性。

其次，政治的開放型也促成了精英階層的快速更替。在很大程度上說，西方民主的本質是通過定期的選舉解決政治精英的變更問題。在民主產生之前，暴力往往在政權更替過程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盡管當代中國拒絕走西方式的民主道路，但已經發展出非常有效的精英更替制度。這要歸功於鄧小平。鄧小平確立了兩種相關的制度，一是領導人退出制度，即退休制度﹔二是人才錄用制度，從社會的各個領域錄用人才。

這個體制的優勢可以從兩方面來看。第一，它避免了個人專制。可以從兩個層面來理解。一是內部多元主義所形成的“黨內民主”或者黨內集體領導制度。中共黨內高層之間的制衡遠比民主國家的多。例如在美國，一旦當選總統，其經常擁有“帝王般”的權力。二是限任制。現在一般上，領導層包括總書記、國家主席、總理和其他重要職位，至多是兩個任期，即10年。這和西方的總統制並沒有什麼區別。中國盡管沒有西方式民主，但也找到了同樣的甚至更有效的方式來保証不會出現個人專制。而在阿拉伯世界，普遍的現象就是個人專制，無論是君主制國家還是具有現代政黨制度的國家。當一個人或者一個家族統治一個國家數十年的時候，就會弊端叢生，令社會不可忍受。第二，中國的政治體制使得政治更新異常地迅速，政治能夠有效反映代際變化，因此也是利益的變化。較之其它任何政體，中國政治體系的一個顯著現象就是官員流動速度非常之快。每年都有數以萬計的官員因為到了規定的年齡離開其任職的崗位，也有同樣多的官員進入這些崗位。這種快速的流動盡管也出現了一些弊端，但不可否認的是它能夠更加有效地反映時代的變化。

再次，中國的政治制度具有強大的政策動員能力，從而促成政策的及時變化。越來越多的民主國家，無論是西方發達的民主還是發展中國家民主，反對黨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忠誠”的反對黨，而是為了反對而反對。在這樣的情況下，具有實質性意義的政策變化變得非常困難。中國則不然。如果西方式民主更多地表現為政權輪替，中國更多地表現為政策輪替。盡管中國社會經常抱怨執政黨政策變化緩慢，但較之其它政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政策變革速度還是相當地快。隻不過，在民主國家，人們可以互相推卸責任，而在中國，執政黨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從上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再到本世紀，中國實現了數次重大的政策轉型。看不到執政黨的政策動員能力就會很難理解中國這些年來的巨大變化。

中國執政黨的這些變化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出“開放式建黨”的趨向。如果從開放的文明特質來說，開放式建黨，建設開放性政黨制度必然成為中國政治改革的大趨勢。傳統的作為政治主體的皇權不能避免衰落的命運，因為它的本質不具有開放性。而黨權則不一樣，黨權具有開放性，而開放性要用黨內民主來保障。作為組織的執政黨，必然有其利益。任何組織都有其利益，沒有利益就沒有責任。但作為唯一的執政黨，就不能成為既得利益集團﹔否則又會走上傳統皇權的道路。作為唯一的執政黨，中共必須是個開放體系和政治過程。

除了強化政治主體地位外，黨內民主的另外一項相關的任務，是維持整個社會體系的開放性。誠如美國經濟學家奧爾森（Mancur Olson）教授所証實的，即使在具有外部開放特征的西方多黨民主國家，也必然產生各種具有排他性和封閉性的利益集團（或者分利集團）。奧爾森非常悲觀，在他看來，除了革命、戰爭和大規模的沖突等手段之外，很難消除這些既得利益集團。但中國的改革開放經驗已經表明，維持體制的開放性是克服既得利益集團的最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