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評也是明亮的陽光

　　老鳳與新雛

　　辦刊三年，要說個人有什麼最直接的感受和收獲，最主要的，我感覺自己似乎是在某位博士生導師的門下，完成了學位的提升。因為三年中，專刊所有文章我都認真仔細閱讀過，由於職業需要，有的文章不止讀過一遍。這些文章的作者，有的是年逾古稀的老翁，有的是學養深厚、文字老辣的學人，有的是80后才華橫溢的青年學子……他們刊登在《新批評》上的文章，盡管風格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他們的文章，多掙脫了人情的、商業的羈絆，是在仔細閱讀文本后作出的獨立評判，是尊崇自己藝術感覺、從內心發出的鏗鏘有力的批評之聲。

　　他們是“真的猛士”，是“東方的微光”“林中的響箭”“冬末的萌芽”。我是他們忠實的讀者和“粉絲”。

　　河北老作家陳沖先生，可以視作批評界的老馬和黑馬。“正統”的學院派評論家，一般不太接納他的批評風格，用他的評論方式寫博士論文，十有八九是難以通過評審關的。有人說他的文字太繞，但這個曾受過高等數學專業訓練的作家兼批評家，如果他在表述時出現了“繞”，一定有它“繞”的理由，在他“繞”的背面是有嚴格的邏輯鏈條支撐的。還有他的文字，俏皮、幽默、有趣，再嚴肅的話題，到了他的筆下，都能讓你饒有興味地讀下去。《新批評》在出刊兩期后，曾在北京開了一個征求意見座談會。陳沖在電話中，對那個座談會很不以為然，潛台詞是：你們自己大概也沒有弄明白怎麼辦《新批評》吧？我就說：“《新批評》該怎麼辦，請您發表高論。”時隔不久，他發來兩萬字的長文《我想要的“新批評”》，從批評的本質談到當下批評的沉疴，然后又以鐵凝的長篇小說《笨花》為例，說明什麼樣的批評才是好的批評。文章雖長，卻輕鬆好讀，因此一次性佔了《新批評》四個整版。

　　李建軍是唯一連續三屆獲得《文學報·新批評》優秀評論獎的批評家。《新批評》評獎有一個基本規則：對待處在同等水平線的好文章，優先考慮未獲獎者，優先考慮年輕作者，以讓更多的人獲得激勵。但《新批評》願意重復獎勵某位批評家，一定是其評論本身是該年度無法繞過去的重頭文章。我注意到，李建軍的批評文章在《新批評》刊發后，迄今尚未有人正面作出過有力的回應和反駁。我想，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學理性的推論和判斷，讓每一個字都砸在實處，如同板上釘釘，想要撼動它並不是那麼容易。

　　郜元寶性情溫和，他的文風也頗有謙謙君子之風。但讀他的批評文章在如沐春風的同時，也可感覺到他的識見如同老中醫的那杆銀針，緩緩地扎入肌膚，在你尚未感覺疼痛時，針尖已經抵達穴位的最要害處。

　　王彬彬的批評文章數量不多，但他隻要有文章出手，肯定是重量級的，每每成為文學界熱議的話題。與大多數學院派的評論不同，他的文章犀利深刻，清晰有力。

　　肖鷹是寫文化批評的快槍手。每有文化熱點出現，他的文章幾乎同步到達編輯部。由於快，他的文章在正式刊出之前，總是在不停地修訂和補充。

　　獲益——不僅僅在拜讀他們的妙文高論時，還有通過各種渠道、方式的信息交流……

　　求真與向善

　　當一種辦刊理念付諸實踐時，常常因我們的專業水准不夠，理念與實際操作會發生“摩擦”，使得實際效果偏離理念的軌道，是經常發生的現象。比如《新批評》倡導“真誠、善意、銳利”的辦刊理念，但落實到某篇文章中，如何具體地體現出來？編輯部常常為此困惑和苦惱。所謂“好處說好、壞處說壞”的公允、客觀的批評，具體到某篇文章中，好壞應該各佔多少比重？誰能給我們提供一個可以用來衡估所有文章的尺度？“銳利”地指出問題的批評，常常被人誤解為是不懷好意的，更遑論被理解為“善意”。

　　在《新批評》創辦三年來所刊發的文章中，除了個別署筆名的文章，不排除有隱藏在背后的難以言說的個人動機﹔但我可以負責任地說，並無哪位批評者因個人間有私仇而泄恨，故意與被批評者為“敵”。他們的文章是真誠的，他們的出發點也是善意的。我理解，指出問題的批評，是從更高層面釋放“善意”，所謂“忠言逆耳利於行，良藥苦口利於病”。光明日報的韓小蕙女士在《新批評》創辦兩周年的研討會上說過一句話，至今仍讓我記憶猶新：“在生活中，批評往往隻有在親人間才會發生，因而批評其實也是明亮的陽光。”而那種出於各種個人目的而發出的諛詞，聽起來雖順耳舒暢，其實卻是一種“偽善”。

　　中國傳統文化中人情世故的因子，流淌在每個中國人的血液中。新中國成立后，一個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一直未能形成，“捧殺”與“棒殺”幾成常態。因此，我個人認為，中國文學繼五四新文化運動后，需要繼續啟蒙，而中國的文藝批評更需要啟蒙。回到常識，回到文學本身，回到真正的文藝批評，需要文學界、知識界同心協力。《新批評》在這方面，只是做了一點嘗試。建立一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需要方方面面共同來澆水培土。

　　毋庸諱言，《新批評》確實是批評了一大批當代文學名家，這是因為名家、大家的作品具有示范、引領的作用，他們的優點會被放大，他們創作中存在的問題也更易被效仿，當然也就更具有批評的價值和意義。在《新批評》創刊初期，南京大學一位教授問我：“你們在上海，敢發批評王安憶作品的文章嗎？”他大概沒有想到，他的話音剛落，《新批評》第三期就刊發了兩篇談王安憶新作《天香》得失的文章。且不論文章所論是否精當，見仁見智，都很正常。我們不會預設立場，引導批評家故意挑某位作家作品的刺，我們從來都充分尊重批評家自己的獨立判斷。其實，批評王安憶的作品，還有另一層意義：《文學報》並不因為在上海出版，就會對上海的作家尤其是名家網開一面。任何一位作家，他的作品隻要公開出版發行，就得接受專業的和非專業的各類讀者的評說和檢驗。沒有什麼藝術的創造者，可以在這方面享受“豁免權”。如果有一天，《新批評》刊發了批評中國作協主席鐵凝創作的文章，那也是一個正常的批評行為。

　　可以不夸張地說，在建立一個健康正常的文藝批評生態方面，《新批評》的點點滴滴努力，已經產生一定的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