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三中全會后中國共產黨主動進行的干部新老交替，是關系到三中全會的方針政策能否順利貫徹，並保持穩定性和繼承性的重大戰略問題。鄧小平指出組織路線是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保証，強調選好接班人是關系到黨和國家長遠利益的戰略問題，並從賦予干部德才兼備標准以新的時代內容、切實推動大量選拔德才兼備的中青年干部、倡議建立顧問委員會制度和離退休制度等方面，全力推動了這次規模空前的新老交替。他在新老交替中提出的以組織路線保証並推進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實施等思想，展現的高瞻遠矚、求真務實、思想解放、胸襟開闊等政治智慧和品德風范，對新世紀搞好黨的建設、推進全面建設小康社會仍有重要的歷史啟迪。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中國共產黨主動地進行了黨的歷史上乃至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上，一次規模空前的干部新老交替。作為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鄧小平是這次干部新老交替最積極的倡導者和最有力的推動者，為在組織路線上保証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長期連續性和繼承性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強調組織路線是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保証
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新老干部之間的交替，本來應該是一個自然交替的過程。建國初期，當時的領導干部都年輕，這還不是一個迫切的問題。五十年代后期和六十年代前期提出了這個問題，正著手解決時，卻被“文化大革命”把這一進程打斷了。“文化大革命”后，干部老化問題已積累到相當嚴重的程度，1980年中央和國家機關正副部長平均64歲﹔省委正副書記平均62歲，其中66歲以上的佔40%﹔全國地市州委常委平均年齡56歲，縣委常委平均年齡48歲。[①]鄧小平指出：“我們建國的時候不存在這個問題，那時領導人都比較年輕。從黨的十一大開始出現這個問題。這有客觀原因，一大批老干部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都被打倒了，后來解放了，重新恢復領導工作，所以領導班子年齡偏大。各級黨政領導班子、各行各業領導班子都存在老化的問題，這是我們中國最特殊的問題。”[②]
早在1975年，在領導黨內健康力量與“四人幫”的斗爭中，鄧小平就強烈意識到實行干部新老交替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這年1月，鄧小平擔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總參謀長、國務院副總理，實際上主持中央和國務院的日常工作，開始抓全面整頓。這使“四人幫”一伙十分不滿。王洪文跑到上海、杭州，開口第一句話就說：十年后再看。鄧小平后來一再講起這件事，說：“這句話可觸動了我們，引起了我們的注意。”“那個時候，我跟先念同志還有其他同志談過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經七十一歲了，從年齡上我們是斗不過他們的。所以當時我們就想，確實要有比較年輕的同志上來工作。”[③]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正確的政治路線和思想路線。會后不久，鄧小平很快就把實行干部新老交替提上了議事日程。1979年七八月間，他到上海、山東、天津等地視察，一路強調，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解決以后，要抓緊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把培養選擇接班人當作關系黨的百年大計的根本問題、基本建設來抓，從而拉開了新時期干部新老交替的序幕。
鄧小平是從黨的長遠的根本利益來看待這個問題的緊迫性和重要性的。他說：“就我個人的心情來說，確實感到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要向前看，我們這個事業是千秋萬代的事業啊！我們現在提出的、面臨的是十年內必然或者可能遇到的一些重大問題。如果再想遠一點，二十年后，還可能遇到什麼問題，會不會發生什麼事情啊？……現在我們不想遠一點，看遠一點，不從我們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就得不出正確結論，好多問題就下不了決心，處理不下去。”“時間緊迫，再不及早妥善解決這個問題不行。”[④]
鄧小平考慮干部新老交替問題，並不僅僅著眼於解決當前的干部老化問題，而是根據三中全會后新的歷史條件和干部隊伍的狀況，在組織路線上作全局性的部署，其中主要有三個出發點：
（1）在組織路線上為三中全會確立的方針政策提供保証。
鄧小平指出：“我們有正確的思想路線，有正確的政治路線，如果組織問題不解決好，正確的政治路線的實行就無法保証，我們向黨和人民就交不了帳。”[⑤]組織路線問題有許多方面，如組織紀律、組織機構、干部政策等。鄧小平明確表示：“解決組織路線問題，最大的問題，也是最難、最迫切的問題，是選好接班人。”[⑥]對此，鄧小平作了兩個方面的分析：
一方面是保証三中全會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貫徹執行。鄧小平指出：“組織路線是保証政治路線貫徹落實的。”[⑦]政治路線要由人來具體執行，而由贊成的還是不贊成的人來執行，或者持中間態度的人來執行，結果都是不一樣的。
另一方面是保証三中全會方針政策的穩定性和繼承性。鄧小平提醒大家注意，反對黨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的，還大有人在。他們基本上是林彪、“四人幫”那樣一種思想體系，認為三中全會后中央搞的是倒退，是右傾機會主義。他們打著擁護毛澤東的旗幟，搞“兩個凡是”，實際上是換個面貌來堅持林彪、“四人幫”那一套。而這些人大體上都是“文化大革命”中提起來的，是既得利益的。他們感到現在的一套對他們益處不大，所以對過去很留戀。經過工作，其中有些人可能轉變過來，但不一定都能轉過來。如果讓轉不過來的人掌權，這些人一遇機會就會出來翻騰。鄧小平指出：“我們對林彪、‘四人幫’的影響不能低估，不能想得太天真了。要想得遠一點。”“中國的穩定，四個現代化的實現，要有正確的組織路線來保証，要有真正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和性強的人來接班才能保証。”[⑧]
為此，鄧小平要求，要趁老干部還在，在三五年內調整、安排好各級領導班子。他說：“要趁著我們在的時候解決這個問題。我們不在了，將來很難解決。我們現在對於人們的思想狀況、政治狀況比較清楚，能夠看出來哪些人是擁護黨的路線的，哪些人是不搞派性、講黨性的。”“如果我們在三幾年內不解決好這個問題，十年后不曉得會出什麼事。要憂國、憂民、憂黨啊！”[⑨]
（2）適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
三中全會決定全黨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實行改革開放，這就需要大批內行的領導干部，需要大批具有專業知識和能力並且年富力強的干部。而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形成的干部隊伍，在革命和建設中立下了功績，也是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可靠的中堅力量。但隨著歷史條件和歷史任務的變化，這支隊伍的弱點也越來越明顯。相當多的干部缺乏文化科學技術知識，受過系統的專業訓練、懂得先進科學技術和管理知識的人更少。據1980年組織部門統計，大專文化程度的干部隻佔總數的18%，全國地市委常委中大專文化程度的隻佔3.5%，有些省全部地縣委第一書記中一個大專畢業生也沒有。屬中央管理的干部中，大專以上佔33%，初中以下佔38%，其中省市區黨委常委和政府領導班子成員，大專以上佔17.7%，初中以下佔46.5%。[⑩]這種狀況與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需要極不適應。鄧小平指出：“我們需要一些專家、懂行的人，現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萬金油’干部太多了。我們的干部有一千八百萬，缺少的是專業干部，技術人員、管理人員和其他各種專業人員。”[11]
鄧小平考慮，要在干部新老交替中解決這個問題。他說：“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缺少一批年富力強的、有專業知識的干部。而沒有這樣一批干部，四個現代化就搞不起來。我們老同志要清醒地看到，選拔接班人這件事情不能拖。否則，搞四個現代化就會變成一句空話。”[12]
對解決這個問題的難度，鄧小平有著充分的估計。他說：“現在的干部結構不合理，不對路。改變這個狀況，是一項相當長期的工作。現在就要著手，不然，有好機器、好設備，也發揮不了作用。”他還具體設想，如果能增加100萬司法干部，增加200萬合格的教員，有500萬科學研究人員，再有200萬會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較好了” [13]。
（3）切實改變干部老化、青黃不接的狀況，完成新老交替。
鄧小平認為，“把老同志請回來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正確的。”[14]很多老干部出於革命責任心和事業心，在黨政軍第一線日夜操勞。但從另一方面來說，他們畢竟年紀大，精力不夠，不能持久地工作，並且常常帶病工作，時常因病住進醫院。因積勞成疾而死亡的人越來越多，開追悼會的消息幾乎每天有幾起。這種狀況顯然已經不能適應十億人口大國的繁重的領導工作。鄧小平指出，有的老干部無法在辦公室上8個小時的班，隻能在家裡辦公。他從自己切身的體會說，精力比過去差得多，一天上下午安排兩場活動還可以，晚上還安排就感到不行了。他告誡大家：“我們老同志的經驗是豐富的，但是在精力這個問題上應該有自知之明。……這是自然規律，沒有辦法。”[15]
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任由干部老化狀況繼續發展下去，而必須主動地採取切實步驟實現新老交替。鄧小平指出，“做四個現代化的闖將，沒有專業知識是不行的，沒有干勁是不行的，沒有精力是不行的。”[16]他提出：“我們老干部的責任就是要認真選好接班人……這件事要由老同志和高級干部親自來做，搞調查研究，找人談話，聽群眾意見，准備交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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