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實推進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
要按照“四化”方針實現干部新老交替，首先要解決的就是培養選拔德才兼備的年輕干部的問題。鄧小平提出：“目前的問題是，現行的組織制度和為數不少的干部的思想方法，不利於選拔和使用四個現代化所急需的人才。希望各級黨委和組織部門在這個問題上來個大轉變，堅決解放思想，克服重重障礙，打破老框框，勇於改革不合時宜的組織制度、人事制度，大力培養、發現和破格使用優秀人才，堅決同一切壓制和摧殘人才的現象作斗爭。”[32]
在培養選拔年輕干部工作上，鄧小平要求打破的思想方法和組織制度上的老框框，當時主要表現在5個方面：片面強調干部的資歷，忽視干部的才能，搞論資排輩﹔隻重視工農干部，輕視知識分子干部﹔隻注重出身成份和歷史表現，輕視現實表現和發展前途﹔對德才標准缺乏正確理解，片面強調干部的德，輕視干部的才﹔不適當地強調干部的全面領導經驗，忽視干部的專業知識。[33]為切實推動培養選拔年輕干部的工作，鄧小平主要做了三個方面的努力。
（1）提高老干部對選擇接班人問題重要性和緊迫性的認識，要求他們做“開明派”。
鄧小平認為：“解決干部年輕化這樣一個大問題，我們老同志要開明，要帶頭。不這樣，解決不了問題。”[34]但是，這項工作實行起來阻力很大。鄧小平感到：“有些同志對這個問題的重要意義至今還認識不足，這有歷史原因和實際原因，需要耐心細致地進行全面的准確的宣傳解釋工作。同時，在執行中還要定出妥善的步驟。”[35]他針對老干部的疑慮和擔心，親自做說服、解釋工作。
對於干部年輕化的緊迫性問題，鄧小平說明，“多年來，我們沒有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大膽提拔和放手使用比較年輕的有專業知識又有實際經驗的人才。”而發現、提拔以至大膽破格提拔中青年優秀干部“這是國家現代化建設事業客觀存在的迫切需要，並不是一些老同志心血來潮提出的問題”。[36]他反復要求，“老同志現在的責任很多，第一位的責任是什麼？就是認真選拔好接班人。”[37]
對於有些人擔心，在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時候，也許會把一些幫派分子選上來。鄧小平表示，“這種擔心有一定道理”。他要求，在提拔中青年干部工作中，“對‘四人幫’的組織上、思想上的殘余不可低估。我們在這點上一定要頭腦清醒。跟隨林彪、江青一伙造反起家的人，幫派思想嚴重的人，打砸搶分子，絕對不能提上來，一個也不能提上來，已經在領導崗位上的，必須堅決撤下去。”[38]
有些老干部鑒於“文革”提拔“火箭式”干部的錯誤做法，主張干部還是一個台階、一個台階地上好。鄧小平明確表示，“文革”期間的錯誤做法“我們再也不能這麼干了”。另一方面他又指出，“我們不能老守著關於台階的舊觀念”，“打破那些關於台階的過時的觀念，創造一些適合新形勢新任務的台階，這才能大膽破格提拔。而且不管新式老式的台階，總不能老是停留在嘴巴上說。一定要真正把優秀的中青年干部提拔上來，快點提拔上來”。 [39]鄧小平提出，干部的提升，不能隻限於現行黨政干部中區、縣、地、省一類台階，各行各業應當有不同的台階，不同的職務和職稱。隨著建設事業的發展，還要制定各個行業提升干部和使用人才的新要求、新方法。特別優秀的干部，要給他們搭個比較輕便的梯子，使他們越級上來。他告誡大家：“提拔干部不能太急，但是太慢了也要誤現代化建設的大事。”[40]
有些老干部擔心年輕人經驗不夠，不能勝任，鄧小平認為，“這種擔心是不必要的”。領導經驗少是客觀條件造成的，實際上大批中青年干部已經成為各條戰線上的骨干，很多工作是依靠他們，只是因為沒有提拔，他們沒有決定問題的權力，遇事隻好不住地請示報告。“放在那個位置上，他們就會逐步得到提高”。[41]因此，鄧小平要求，“首先我們自己的思想要通，要積極主動地去做……在座的同志過去負重要責任的時候年齡都不大，當團長、當師長的，有的當軍長的，也只是二十幾歲，難道現在的年輕人比那個時候的年輕人蠢？不是。是因為被我們這些人蓋住了，是論資排輩的習慣勢力使得這些年輕人起不來。好多同志在他們沒有到領導崗位以前好像不行，其實把他們一提起來，幫助他們一下，很快就行了嘛。”[42]他明確表示，“論資排輩是一種習慣勢力，是一種落后的習慣勢力。”[43]
鄧小平呼吁廣大老干部：“我看還是要開明一點，要從大局著眼，要從我們事業的前途著眼。有能干的人，我們要積極地去發現，發現了就認真幫。” “我們要破格選拔人才，不要按老規矩辦事。要想到這是百年大計。”[44]
鄧小平自己也十分注意考察發現年輕干部，他向中央推薦王兆國就是當時一個突出的例子。電力部部長劉瀾波主動退居二線、推薦李鵬接任，鄧小平贊揚他是“開明派”，號召老老干部向他學習。
（2）推動組織部門及時採取切實步驟培養選拔中青年干部。
1979年11月5日，鄧小平提出解決接班人問題的任務不久，就找中央秘書長胡耀邦談話，指示在接班人問題上要有所行動，要加緊選配55歲以下的中青年干部，解決中央各部委和省、市委領導班子接班人問題。1980年2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重新成立書記處，在組織路線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決策。但鄧小平清醒地認識到：“就全黨來說，沒有解決的重要問題還不少，我們要有清醒的估計。”他力主集體交接班，而不是領袖個人的交接班，首先是中央領導集體的年輕化，具體地提議：“我想請在座的同志們考慮，下屆的中央委員會，是不是可以選五十個五十歲以下的人。代表大會的代表應該有相當數量的五十歲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這兩點，我們那個代表大會就是成功的大會。再往后，我們的代表大會代表、中央委員會委員還應當更年輕一些。這是我們事業興旺發達的重要標志之一。”[45]在鄧小平的督促下，經過認真考察、討論，組織部門選拔了一批符合要求的優秀中青年干部，為黨的十二大開成一個黨的最高領導層實現新老合作和交替的重要會議奠定了基礎。中共十二大新當選的39名年輕的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都具有現代化知識，精通自己專業。他們當中最年輕的胡錦濤，時任甘肅省建委副主任，畢業於清華大學，當時隻有39歲。
1981年5月，陳雲向中央建議，從中央到省、地、縣各級，設立專門機構和有關輔助機構和崗位，成千上萬地提拔中青年干部。7月2日，鄧小平在專門討論陳雲建議的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會議上表示，“陳雲同志這個建議我是雙手擁護”，“最重要的問題是，提出選拔中青年干部的任務以后，要著手去做。”[46]並具體建議制訂干部年輕化的五年計劃和十年計劃。1983年6月30日，陳雲在中央工作會議上提出全黨努力建設第三梯隊的問題，鄧小平隨后講話，表示：他贊成會議報告有關同志的講話，“特別是陳雲同志的講話，不但談了經濟問題，還談了一個重要的政治問題，即干部隊伍三個梯隊的配備問題。這個問題關系到我們黨和國家的命運，講得非常好。”[47]隨著中青年干部機構建立、第三梯隊選拔等工作的開展，黨的后備干部制度成為干部新老交替有力的組織保障。
（3）特別強調注重提拔中青年知識分子。
長期以來，對知識分子的使用和提拔受干部工作老框框的影響很大。認為知識分子政治上不可靠，對他們隻能用其一技之長，不可委以重任﹔認為隻有工農干部可靠，隻有直接從工農中提拔干部才是堅持黨的階級路線，不重視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創見、有能力、敢提出批評建議，往往被認為是驕傲自滿。鄧小平特別注意推動組織部門打破這種舊框框，注意提拔中青年知識分子。
1979年10月4日在中共省、市、自治區黨委第一書記座談會上講話中，鄧小平舉例說，方毅告訴他，冶金部有些司局長年齡在四五十歲之間，五六十年代畢業的大學生、知識分子，很有干勁，業務非常熟悉，對外談判也是能手。他說：“我相信各部門都會有這樣的人。為什麼這些人不能提拔起來？什麼東西障礙我們？要消除障礙。當然，這樣的事說起來容易，做起來是要有步驟的。但是不從現在開始，不從部分開始，我們的事業就會拖下去，就沒有希望了。組織路線是個很大的問題。我們不是沒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48]1980年3月17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組部提交的《關於優秀中青年干部的情況報告》並附各地選拔的優秀中青年干部名單，鄧小平在發言中明確表示不滿意，指出問題主要是兩點：第一，年齡偏高﹔第二，文化程度太低。大學畢業的很少，沒有幾個大學畢業生。鄧小平的意見引起了組織部門的震動，宋任窮認為“這是對我們工作作出的批評，也是對我們的鞭策”。[49]他們對干部工作中的舊框框進行了深刻的檢查，並在隨后的干部選拔和十二大籌備工作中予以糾正。
鄧小平還要求組織部門打破過去隻在黨政干部中選拔干部的局限，擴大選拔范圍，注意從各個部門各個領域選拔有專業知識的人才。鄧小平說：“我們確實已經有不少比較優秀的年輕人，在經濟建設、科學技術、文化教育等各個領域中，都有不少有專業知識、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黨性強，又有見解、有本領的人，各部門各地方有的是。”[50]“我們要逐漸做到，包括各級黨委在內，各級業務機構，都要由有專業知識的人來擔任領導。”[51]
鄧小平對加快提拔中青年知識分子干部有著強烈的緊迫感。針對選拔工作開始時主要集中在五六十歲的干部，鄧小平強調要特別注意四十歲左右的知識分子骨干。他說：“現在特別要注意從四十歲左右的人中間選拔。四十歲左右是一個什麼含義？大體上是五十年代進大學的人。建國三十年了，如果說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六年畢業，那個時候是二十五歲左右，現在就是四十歲左右到四十五歲左右。當然，選拔干部也要包括五十歲內外的。這批人是我們的重要財富。”“我們的人才本來就少，決不能再浪費人才，我們經不起這個浪費。”[52]他甚至把目光放得更遠，進而提出：“選拔接班人要越快越好，現在我們工作中真正的骨干大都是四十歲左右的人，三十歲左右的骨干還很少，我們應該把這層骨干大膽地提拔起來。”[53]“我們要特別注意選拔中年干部。也許再過五年，大學畢業生裡會出現一批人才，他們的年齡都在三十歲以下，對這些人我們要注意提拔。”[54]
鄧小平還認為，提拔中青年干部、解決接班人的工作有兩個方面，“一方面，對那些幫派體系人物，一定要嚴肅處理﹔另一方面，又必須注意從年紀比較輕、身體比較健康、各方面表現都比較好的同志裡面選一批接班人。”[55]1983年整黨前夕，鄧小平提出，整黨決定中提出的純潔組織需要處理的幾類人中，“最危險的是‘三種人’”，“他們是一股有野心的政治勢力，不可小看，如果不在整黨中解決，就會留下禍根，成為定時炸彈”，這次整黨“絕不能走過場”。[56]三年半的整黨，在整黨前已進行的幾次清查處理了40萬人的基礎上，全國（不包括廣西壯族自治區）又清理出“三種人”5449名、犯有嚴重錯誤的人40074名。廣西在這次整黨中，專門用了一段時間進行“處理文化大革命遺留問題”的工作，共清理出嚴重違法亂紀分子27919名（其中干部6042名），犯有嚴重違法亂紀錯誤的人13154名。[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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