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輩子隻報銷了50塊錢
朱彥夫的四肢，是在朝鮮戰場負傷后，在零下30多攝氏度的氣溫下受凍壞死才截去的。所以，他抗寒能力極差。往往是別人家還在過深秋的時候，他已經點上柴火烤火了。
1971年入冬前，公社為朱彥夫送來了1噸煤，沒收錢就走了。他就派女兒去送煤錢，可是一連3次都被退了回來。
轉眼到了春節。公社的干部們按慣例走訪當地的老革命、老功臣。剛推開朱彥夫家的門，卻被眼前的景象驚呆了：
在朱彥夫簡陋的小屋裡，臉盆、水缸、水罐裡都結著一層厚厚的冰。一家人圍著一堆將要熄滅的草木灰，最小的孩子凍得鑽在娘的懷裡直吸溜鼻子。而送來的煤，一點不少地堆在牆角，用草苫子蓋著。
朱向華告訴記者，“父親說，‘在公社沒收錢之前，這煤就是公家的。誰要是燒了，就是佔了公家的便宜，就算不是壞人，起碼也不是好人。’沒收錢，怎麼也不讓用。”
朱彥夫行動不便，他的家便成了辦公室。村裡有什麼事需要商量，上級來人安排工作，就都到朱彥夫的家裡去。任支書20多年，他一直堅持著自己掏錢招待上級來人。
上世紀70年代初，村裡買不到化肥，朱彥夫外出作報告時給村裡聯系了幾車。出於對朱彥夫的尊敬，人家單位派車親自把化肥送到村裡。由於來人多，同時也為了表示感謝，朱彥夫讓陳希永買來酒菜，讓其他村干部陪著很像樣地宴請了一次。由於花費較大，村民們也不答應，這才讓村裡給報銷了50元招待費。
朱彥夫的舊傷不斷發炎，加上長期勞累，又患上了心臟病、肝病、胃病、腦血管病，經常需要住院。張家泉村離縣城40多公裡，離最近的醫院也有10多公裡。雖然可以向縣裡要車，可是每次看病，他都讓幾個女婿和兒子用自行車接送。
“有一次我帶著他去馬坪醫院看病。下坡的時候來了一輛大車，那個路也窄，我也沒注意，都騎出去很遠了，回頭一看，俺父親不知道去哪兒了，趕緊往回跑。就在拐彎那個溝裡，他一個勁兒地吸涼氣。這裡一塊出血，那裡一塊出血。”朱向峰說，“那年我隻有15歲，一下就哭了。我就說，‘你都這樣了，為啥不要車？’他說了句什麼，‘啥事都要車，還干不干正事了？’”
四穗未煮熟的青玉米
朱彥夫的家教很嚴，要求子女要艱苦朴素，不能比吃穿，必須愛勞動。
“那時候我們還小，地裡的活有些干不動，他就讓我們跟著大人去干些力所能及的活。但是出花生不讓我們去，怕我們小忍不住偷吃。”朱向華說，“他對我們的要求就是‘做個好人，把身邊的人管好。’”
“我6歲那年，秋收的時候奶奶帶我去拔豬草，隊裡的蔡大嬸掰了4個玉米棒給我。回到家，奶奶把玉米放到鍋裡剛要煮，父親回來了，一下就火了，非得讓我送回去。我捂著鍋蓋說：‘這是人家給的，又不是我偷的！’怎麼著也不行。到最后，還是讓我給隊上送了回去。”朱彥夫的四女兒朱向欣對記者說。
子女結婚是家裡的大事，朱彥夫六個兒女結婚，從沒擺過宴席。1996年，朱彥夫千辛萬苦寫的《極限人生》出版了。他鄭重地送給兒女一人一本，並且在書的扉頁上用殘臂認真簽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還特地跟我們幾個閨女說，‘當年對你們關心不夠，結婚也沒有像樣的東西。這本書算是給你們補上的嫁妝！’”朱向欣說。
在兒子朱向峰看來，父親的人生是樂觀的，也是有滋有味的。“小時候，也沒覺著父親是殘疾人。他會刮胡子，會劃火柴，會端饅頭鍋，會澆花看報，會夾著我的頭把我提溜起來。他還是個壯勞力，從一人來深的茅坑裡向外拋糞，用殘臂夾住我，讓我提著糞筐，向上‘呼’地一掄，就把一筐糞扔上去了。”
朱彥夫倔犟，愛生活，也愛干淨，即使在家裡，襯衣的扣子都要扣得板板整整的。3月18日，記者來到朱彥夫現在住的那個普通的小院的時候，他種的棗樹和柿子樹已經開始冒芽了。牆根裡的一棵蒲公英開了兩朵明黃色的小花。
朱向欣告訴記者，父親喜歡種花種草，“院子裡的每棵小草他都記得，不能給他拔了。”（記者 張鳳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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