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列寧和毛澤東為典范，既敢於從原則上繼承傳統，又善於從理論上突破創新
鄧小平從梳理馬克思主義發展史的歷史經驗中對列寧和毛澤東繼承與發展馬克思主義作過概括，他認為列寧是在一個落后國家找到切合實際的革命道路，干成十月革命的：其一他不是照抄照搬馬克思恩格斯早先研究過的那些歐洲革命模式，那些資本主義經濟、政治較早發展起來的英、法、德等國的實際狀況，而是根據俄國幅員遼闊、革命力量分散、經濟政治極端落后的狀況，提出在中心城市起義、武裝奪取政權的道路，這是從實際出發確立的有俄國特色的革命道路﹔其二他是在突破傳統的社會主義革命隻能同時勝利的思想禁錮下，提出社會主義首先在一國勝利的新理論，這是他深刻分析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和俄國社會各種矛盾激化的結果和必然邏輯，也是俄國勞苦大眾不堪壓迫剝削、強烈要求掙脫資本主義枷鎖的必然邏輯﹔其三他是在共產主義理想信念的指導下研究社會主義革命的，共產主義是人類爭取解放、實現美好理想的不可動搖的目標，而實現這一目標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則可以根據各國不同情況採取不同形式、不同的道路來達到，不應當也不需要強求一致的。
同樣，鄧小平認為中國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毛澤東，也不是從馬克思和列寧的書本裡尋求在落后的中國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的道路，他是從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落后狀況出發，從長期的反動統治集中於城市而不在農村、從地區廣大、人口眾多、落后閉塞而革命要求卻極為強烈的農民和農村的實際情況出發，堅定而獨創性地提出革命根據地從中心城市轉向落后而偏僻的農村，以廣大的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開辟了這樣一條奪取全國勝利的革命道路。還是鄧小平說得好：“馬克思列寧從來沒有說過農村包圍城市，這個原理在當時世界上還是沒有的。但是毛澤東同志根據中國的具體條件指明了革命的具體道路，在軍閥割據的時候，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領導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了政權。”同時他又以中國革命的情況同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作比較分析，指出“列寧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是在帝國主義的薄弱環節搞革命，我們也是在敵人控制薄弱的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但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用農村包圍城市”。[4]有相同又有不同。這絕不是照抄照搬所能奏效的，而要靠實事求是的基本思想，靠根據中國情況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才能把中國的問題解決好，把中國革命搞成功。
鄧小平以列寧和毛澤東為榜樣，以他們繼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為典范，他具有博大的胸懷，寬闊的視野，深睿的思考，與時俱進的精神狀態。他德高望重，身居高位，卻能在“三下三上”中顧全大局、置個人得失於度外﹔他復出於危難之際，不顧年邁地在有生之年為振興民族“做事”，而不是“當官”﹔他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同時又始終站在時代前列，反對僵化保守，一貫為增強綜合國力、堅持改革開放、維護世界和平作出不懈努力﹔他為共產主義奮斗終身，在晚年又以身作則地把建立退休制度，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盡早完成新老交替，作為退出領導崗位的政治交代。凡此種種有力地表明，鄧小平在社會主義事業中不僅敢於堅持原則，在堅持馬克思主義基本原則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始終一貫、從不退讓，是具有高度原則性的馬克思主義者﹔同時他又善於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善於從實踐中提出新思想新觀點，使馬克思主義能夠適應時代需要，解決新問題，形成新理論，又是具有高度創造性的馬克思主義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必須把高度的原則性與高度創造性結合起來，才能像鄧小平那樣沿著堅持與發展馬克思主義的軌道前進，才能在正視現實和科學預見相統一的基礎上開辟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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