圍產保健
歸國之后，嚴仁英曾短暫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北京第一助產學校校長，旋即回到北大醫院做婦產科主任。雖然從事的是“一個人進院，兩個人出院的甜蜜事業”，但嚴仁英很早就體會到了這份事業中的艱辛和苦澀——
“記得1946年我剛到北大醫院工作的時候，醫院產科收治的病人要麼瀕危，要麼孩子已死，這種情況在當時很普遍。那時接收的產婦難產發生率特別高。我曾見過一位難產的農村婦女，由家人用一扇門板抬到醫院時，孩子的一隻手已經出來了。在那種情況下，醫生所能起的作用實際上已經很小了。”
面對這些慘狀，嚴仁英開始反思臨床醫學的局限。上世紀50年代，在參加北京市婦女健康普查工作時，她意識到，在未感覺患病時早期發現婦科腫瘤，容易根除疾病，相反，許多到門診就醫的晚期宮頸癌的患者，則大多回天乏術。
嚴仁英開始悟出一個道理，醫療隻能救治一個人，而預防則可以造福一大群。
真正使嚴仁英下定決心從臨床轉行到保健的，還是受老前輩楊崇瑞的感召。在國立第一助產學校工作時，嚴仁英就敬佩楊崇瑞改造舊接生婆、培養助產人員，使全國孕產婦和新生兒死亡率大大降低的創舉。
新中國成立后，楊崇瑞聽從嚴仁英的勸說歸國，任衛生部婦幼衛生局局長，與她同為全國政協委員。兩人接觸多了，楊崇瑞“犧牲精神，造福人群”的育人目標和個人行為准則，更是深深感染了她。踏著楊崇瑞的足跡，嚴仁英走上了婦女保健之路。
有一次，政協討論關於人工流產合法化的問題，嚴仁英和楊崇瑞都表示反對，怕的是如果人流合法，則人們更不重視避孕了。后來他們卻了解到，由於得不到人工流產術的合法幫助，有些婦女遭受著非法的折磨。許多像“段三針”等土辦法，未能成功流產反而會導致孕婦尿瘘等殘疾，甚至送命。
嚴仁英反思了自己幼稚可笑、脫離群眾的單純技術觀點，提出了要“一隻腳踏進群眾中去”的思想，正是在這個思想的指引下，她開始了保健之路的探索。
上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提出要“把醫療衛生工作的重點放到農村去”，嚴仁英帶領各科專家奔赴北京遠郊密雲縣，一邊辦“半農半醫”學習班，一邊治療一些婦女病，幾乎跑遍了整個密雲水庫。她深切體會到了農村缺醫少藥以及農村婦女健康條件的惡劣。
可惜的是，隨著“文化大革命”的開始，這個有意義的活動中斷了。
嚴仁英夫婦沒能逃過“文革”的沖擊，頂著莫須有的“帽子”，嚴仁英被貶為衛生員。然而無論是抬擔架還是掃廁所，嚴仁英都依然寬容真誠地看待他人，一絲不苟地對待工作。
“文革”結束，終於迎來了嶄新生活，為了使人工流產帶來更少傷害，她開始提出“非手術終止妊娠”的設想，並帶頭在醫院設立計劃生育研究室，著手藥物流產研究。
初始的工作隻能靠闖，為了對抗孕激素和促進子宮收縮，“聽說新疆山上有一種叫雪蓮的植物，那個植物使它周圍地方的雪都化了，他們說它是‘熱型’的，是不是可以用它來試試看。於是我們就弄點兒雪蓮，用實驗室的小耗子來做試驗看看。”后來，嚴仁英等人研究出實用前列腺素和中藥穿心蓮等草藥終止妊娠的方法，接著又研究開發新藥，終於闖出一條抗早孕非手術終止妊娠的路子。
如今，這項研究已經用於臨床，給廣大婦女帶來福音。
1979年，嚴仁英跟隨以黃甘英為團長的中國婦女代表團訪美，其間，她接觸到了國外日漸興起的圍產醫學。想起自己從事婦產科幾十年臨床工作的局限和教訓，想起恩師林巧稚、楊崇瑞所走的道路，深受啟發的嚴仁英決心將“圍產保健”引入中國。
回國后，嚴仁英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創建北醫一院婦產科“優生保健組”，開始研究圍產醫學。
以往的孕婦產前初診要到妊娠7個月才開始，嚴仁英認為產前檢查應從妊娠初期開始，堅持定期檢查，才能做到早檢查、早確診、早保健，確保母子安全。於是，她又帶領優生保健組成立了早孕門診，繼而組織孕婦學校，每天為近千名孕婦提供服務，對孕婦的生理、心理問題進行全面的指導，許多孕婦帶著丈夫、婆婆一家人來聽課。
現在，早孕門診、孕婦學校、圍產保健早已為人熟知，這正是嚴仁英為我國少生、優生工作所作的最早貢獻。
要做優生保健，首先需要大量的調研。嚴仁英選擇了當時經濟欠發達、圍產兒死亡率高的京郊順義農村為試點，開始對1981年—1982年的孕產婦及圍產兒死亡率進行監測觀察，並推廣圍產保健的“高危管理”措施。
沒有經費？嚴仁英拿出自己的“顧問費”墊上﹔沒有病人？嚴仁英帶領大家挨家挨戶“下去找病人”﹔急缺人手？嚴仁英義務給順義村、鄉兩級醫務人員進行培訓，提高他們識別高危因素，處理高危妊娠、分娩及搶救新生兒的能力。
3年多時間，她們走遍了順義7個鄉，調查研究的嬰兒達到2000多個，終於使圍產兒死亡率由27‰降至17.6‰。嚴仁英的“圍產保健高危管理”試點研究成果很快得到了世界衛生組織和衛生部的好評，世衛組織連續資助中國舉辦3期全國圍產保健高危管理學習班，將圍產保健高危管理的技術推廣至全國，並出版《圍產保健高危管理》一書。
自此，嚴仁英扛起中國圍產保健的大旗，邁出了成功的第一步。
此后，嚴仁英與她的團隊在全國農村陸續開展“造成孕產婦死亡的社會因素”調查、開展孕婦心理尤其是產后抑郁症的研究，將圍產保健從醫學擴展到社會學、心理學領域﹔與美國疾病控制中心聯合開展對“神經管畸形”的防治研究，將女性增補葉酸預防神經管畸形上升為國家行為，使我國神經管畸形兒發生率在原有基礎上下降了50%。
此外，嚴仁英還建立了中華圍產醫學會，創辦《中華圍產醫學雜志》，建成北醫婦兒中心大樓，在全國農村推廣圍產保健“三級管理網”。隨著醫學模式的轉變，圍產保健、生殖保健擴展到各個年齡段和多學科領域。如今，生殖保健已經擴展成涵蓋一生的一條龍健康服務。
嚴仁英一手創建中國圍產保健事業，從無到有，從小到大，日漸茁壯。
1998年，衛生部婦幼司為表彰嚴仁英為婦幼衛生事業作出的杰出貢獻，特鑄嚴仁英銅像，“中國圍產保健之母”的敬稱廣為流傳。
（本文圖片均為資料圖片）
訪后手記
在嚴仁英病房中的採訪，因其病重無法交流而不得不倉促結束。然而，看著她肅穆的顏容，我知道她一定還惦記著很多事情，牽挂著許多人群。臨床治好一個病人就可以享受成功的喜悅，但保健則注定是個無止無休的工作。據說嚴仁英篤行“生命意味工作著的每一天”的信念，直到95周歲高齡還每禮拜到醫院上兩天班。看著原本高大魁梧的“好樣板兒”，如今卻又瘦又小，而病房對面嚴仁英一手開創的婦幼中心卻熙熙攘攘、車水馬龍，我心裡默默地說：“嚴大夫，您可以歇歇了。”
兩千多年前，孔子面對不斷的糾紛立下過宏願“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開啟了民間教化、和諧中國的源頭活水﹔同樣是兩千多年前，中醫的經典《靈樞》也提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著名論斷。將眼光投向糾紛、病變之前，關注所有的人群，這正是“仁者愛人”的大慈悲大智慧所在。而楊崇瑞、嚴仁英等人走的，正是這條“博愛”的道路。
噫！微斯人，其誰與歸！願中國的保健之路，越走越寬、越走越好。
謹以此文，獻給百歲的嚴仁英教授！（記者 羅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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