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流九年多來審議的書稿。記者 王斯敏攝
韋建樺為《馬克思主義發展史》寫下了17頁審議意見提綱。 記者 王斯敏攝
11月10日晚5點，北京鴻府大廈。討論持續一整天后，《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概論》修訂版審議會接近尾聲。二十多位學者仍圍坐桌前，積極地提出補充意見。
這已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舉行的第101次教材審議會。
審議稿次次不同，課題組常有輪替，審議者卻始終是同一批人——工程咨詢委員會委員。他們當中，多有年逾八旬的老者，也有年近花甲的“少壯派”，卻都是學養深厚、德高望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
召開上百次審議會，編譯出版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出版34種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骨干教材，其他100多種重點教材編寫取得重要進展，推出一批重大研究成果……九年多來，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和建設工程成就卓著，咨詢委員們也與工程相伴相隨，成為每項成果問世前最嚴格的“把關人”。
因為他們，這項事關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發展全局的戰略工程、基礎工程更加穩固堅實﹔因為工程，他們的信仰之燈與學術之炬燃燒得更加明亮熾烈！
“老牛拉車，比不上駿馬快，但隻要人民需要，還是會努力往前走”
92歲高齡的江流從書房走出，房門兩側的五大摞書稿襯得他越發清瘦矍鑠。
每摞都有半人高，堆放得整整齊齊。“全是工程相關的送審稿、資料，這還只是其中一部分。”他指給記者看。
2004年，已至杖朝之年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原副院長江流成為工程首批咨詢委員，自此，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忙碌開始了。
工程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建立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凝聚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和教材體系。從教材提綱擬定到書稿撰寫，咨詢委員需要一次次仔細審議、提出意見。
九年多來，除去幾次生病臥床，江流總會准時出現在審議會現場。白內障、黃斑病變令他讀寫困難，聽力也逐年減退，然而，他總是戴著助聽器、老花鏡，在會場一坐一整天，帶來精心准備的發言，還凝神細聽，時不時參與討論。醫生要求他少用眼、多休息，但他一忙起來就忘了時間。
和江流一樣，82歲的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鄭科揚也全身心扑到了工程中。
擔任咨詢委員那年，他剛離休，還承擔著全國黨建研究會的大量工作，加之要照料癱瘓在床的老伴，難免疲倦。然而，強烈的責任感驅使他加班加點。審稿任務重時，他每天伏案八九個小時，甚至徹夜不眠。好多次，審讀至忘我之境，連續幾個小時不曾挪動，待事畢猛一起身，常年勞損的腰椎立時痛得鑽心。
即便這樣，他仍覺幸福：“這說明我的人生還有價值。老牛拉車，比不上駿馬快，但隻要人民需要，還是會努力往前走。”
“像我這樣非科班出身的教員，節假日是沒有資格休息的﹔十二點之前是沒有資格睡覺的。”國防大學原副校長侯樹棟的這句話曾激勵過很多人，今天，年屆八十的他依然這樣要求自己，似乎遺忘了曾威脅生命的病魔。
1991年，侯樹棟積勞成疾患上結腸癌。手術后，他戰勝多次化療的摧殘，並成為首批咨詢委員中唯一一位來自軍隊的學者。
生死關頭的思考與體悟，令他更加珍惜這份職責。
字斟句酌，日以繼夜。視力降到了0.02，失眠症也日益加重。2004年，侯樹棟突發心臟病，做了心臟支架手術。躺在病床上，他仍拿著放大鏡逐字逐句地審校書稿。家人勸他休息，他卻說：“這是在延續我的理論生命。”
中央黨校原副校長龔育之、蘇星，兩位老人已經離開人世，而許多人清楚地記得，即使病重住院時，他們還牽挂著工程進度，蘇星在病床上與課題組幾番長談，龔育之則抱病審讀了30多萬字的書稿，並寫下工工整整的書面意見，請人送到審議會現場。
老學者們的忘我付出讓后輩感觸深切，而令老一輩欣慰的，則是“年輕人”們的黽勉同心。
66歲的南開大學原副校長逄錦聚就是這樣一位“年輕人”。2008年，他和其他五位學者一起被增補入咨詢委員會。作為唯一一位京外委員，還肩負著《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概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概論》兩本教材的編寫重任和教學任務，他過起了“兩地跑、連軸轉”的日子。
每逢審議會召開，他常常是一大早五點便從天津動身，兩個多小時后趕到會場參加審議。一天會議結束，顧不得休息，又匆匆返回，到家時往往已近深夜。
和他一樣忙碌著的，還有中央編譯局原局長韋建樺、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捷、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原院長顧海良、中央黨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等一批“四零后”“五零后”。他們或擔任行政職務，或正值科研黃金期，卻都甘願放下其他，犧牲假日，把咨詢工作視為重中之重。
“黨中央把審議工程文稿的任務交給咨詢委員會，咨詢委員們深感責任重大、使命光榮，本著對黨負責、對事業負責、對中國未來負責的強烈責任意識，他們不負重托，不辱使命，認真工作。”委員們的表現，令咨詢委員會主任徐光春深感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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