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管，為什麼容易被“妖魔化”？

城管之困，是城市化進程中復雜利益關系糾結后的集中體現。地方政府需要維護城市公共秩序，城管需要履行自身職責，小攤販需要謀取生計，而城市居民要的則是便捷生活、優美環境。而現有的社會保障體制，又難以兼顧到所有社會群體。現有的機制、體制，也給城管執法以諸多束縛。

多方利益相互糾纏，最終通過城管與小攤販的“接觸”爆發出來。矛盾難以調和之下，城管成了各方利益沖突的焦點或“替罪羊”。

難被理解

管與不管都遭抱怨

“面對攤販，我們到底該不該管？市民搭了違章，我們到底能不能拆？我們到底該怎麼做，市民們才能認可？”採訪中，很多城管執法隊員說，這些看似簡單的問題，卻成了最讓他們糾結的無解之題，讓他們無所適從，似乎怎麼做，都無法讓老百姓對他們叫一聲好。

以多年來反映集中的南開區王頂堤苑東路附近的攤群市場為例。苑東裡、苑西裡小區的居民多次反映，樓下就是攤販非法聚集的佔路菜市場，每天上下班，路都堵得水泄不通，汽車開不進來，也開不出去。臭魚爛蝦，味道刺鼻。晚上攤販收攤，菜幫子、爛葉子，扔得到處都是，臭水坑污水橫流，一不留神，踩一腳下去，實在惡心。這個市場，我們天天找執法局反映，這麼多年過去了，不但沒有效果，反倒規模越來越大。來買菜的，不僅是附近小區的人，因為菜價便宜，甚至其他區域的人都過來買，我們小區成了全天津市的“福利”。一趕上要市容檢查，執法局的人就跑過來，嚷嚷“明天要檢查”，結果，“檢查的時候果然一個攤販都沒有了，但檢查一過，又都一窩蜂似的竄了出來。這不糊弄人嘛……”

但另有很多居民有不同看法：為什麼要清理攤販？這些賣菜、賣水果的，多數都是小本買賣，有錢人誰干這個？攤販清走了，馬路是干淨了。但是，我們去哪裡買菜？超市是可以買，但是，土豆超市賣1.5元一斤，在地攤才0.8元一斤。我們是老百姓，要的是實惠。城市干淨，我們喜歡，但是，讓我們買菜貴，買菜不方便，我們也不答應。

在河北區與河東區交匯處的真理道，樓上居民張阿姨說，她受夠了露天燒烤擾民的罪。燒烤天天爆棚，煙味兒大得嗆人，酒喝多后，還大聲吵鬧，擾得他們凌晨一兩點都睡不著覺。“旁邊沒有廁所，喝過酒后，找個旮旯就大小便，樓下成天臭氣熏天。您說，還讓我們過日子嗎？”張阿姨說，居民常常給執法局打電話反映，執法隊員來了，管一管，好一點，執法人員一走，就立馬擺攤燒烤，“光動嘴皮子，能管用嗎？對待這些攤販，就應該動手，甚至把他們都抓起來。這麼多城管，卻解決不了問題，您說，我們能心裡痛快嗎？”

記者來到該燒烤攤，隨機採訪。李先生說，他是和朋友們一起來吃燒烤的，點了烤串、干豆腐卷等，“我們平時挺喜歡吃燒烤，價錢也不是太貴，坐在外面涼涼快快，多舒服。在飯館裡面吃，有什麼意思？外面敞開了，放鬆了，哥幾個吃燒烤喝冰啤酒，才有感覺。”他說，他挺想不通執法局為啥總來干涉，燒烤也是夜市經濟的一部分啊，到了晚上，連個休閑的地方、吃燒烤的地方都沒有，怎能稱得上大城市？“我以前見過城管執法，那可是真野蠻，不由分說，就把燒烤攤給踹了，也見過小販被城管打，素質太差，真希望有人來管管這種野蠻執法……”

誰都希望自己家周圍有菜價便宜的市場，但誰都不希望這個市場就在自己小區﹔誰都希望自己家周圍有廉價美味的燒烤攤，但誰都不希望這個攤位就在自家樓下——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而面對這種普遍的大眾心理，城管究竟是該“迎難而上”還是“知難而退”？這種“管與不管”的困惑在不少綜合執法隊員潛意識裡長期存在。

難在執行

權力、職責並不對等

更多的矛盾，來自體制、制度設計及法律規定上。“法律法規對城管賦予的權力，與其承擔的職責，嚴重不對等。操作上，存在難度。”和平區綜合執法局副局長葉明說，城管的強制力，體現在“扣物”這個環節。不讓動人，還要扣物，在現實操作上，很難實施，這是屢屢發生糾紛的真正原因。

“攤販與執法者之間，矛盾加深，日積月累，很難說會出現什麼樣的后果。”葉明說，城管和攤販間的糾紛，多數是在“扣物”環節上造成。按照執法程序，要強制執行前，要先責令改正。勸說，實際是“轟”的過程，這個過程，很多百姓不理解，說“城管不真管”、“力度不夠”。多次勸阻不聽，城管開始扣物時，過激場面出現，多數圍觀群眾看不到勸說過程，不理解，又會說“為何不轟”。

“都說走了，城管為何還要扣？”而很多攤販這個時候，表現出弱勢的態度，博得同情，更加劇了群眾對城管的不滿。“通常這個時候，沒有人會乖乖讓你扣。能讓你扣的，老實巴交的，其實都被轟走了。扣的時候，不可避免會有沖突，甚至肢體沖突。”

葉明說，天津城管執法系統是集中行使行政處罰權，無行政許可權，而南方部分省市、北方的河北省等地，一個部門兩塊牌子，將兩個權力都合並到執法局，相對來說操作上容易得多。“比如，在不顯眼的道路、次干道路部分路段，限時限點，既可解決弱勢群體的生存需求，也可滿足老百姓的購買需求。天津的現狀，不具備這樣的體制。操作起來，就有很多困難。建議可參考這方面的先進經驗，利於城市管理。”

紅橋區綜合執法局政委魏海明說，城管之所以難干，是因為其“維護的利益”與“影響的利益”間的矛盾。執法者維護的通常是公共利益、公共空間，道路、小區。這肯定會對個人有損害，但與執法要“影響的利益”相比相差懸殊。要“影響的利益”，是“個體的具體利益”，你要拆他的房子，要動他的攤位，這是他重大、切身的利益。對維護公眾利益，你做了，不一定會有多少人會說好，會記住，但是，你觸碰到的利益相對人，卻會因“受到巨大損失”而跟你玩命。魏海明說，其實，城管制度設立之初，只是將多家職能部門的行政權力相對集中，統一行使處罰權，“說白了，成立城管，是為了處罰各類違法行為，罰沒款收入統一上繳市財政。而現在，因為實際工作中遇到的種種問題，城管管的東西不斷擴大，成了解決大量現實問題的部門。”

有學者認為，從城管制度的設置和給予城管執法人員的權力上講，城管很難做到人性執法。把城市市容和形象作為追求的目標是偏頗的。城市的存在，是為了服務居住在城市裡面的人，而不是為了讓城市好看而不管城市裡面人的生活，這與城市存在的價值背道而馳。他認為，在執法與抗法的過程中，當城管讓小販生存不了時，小販為了生存，易採取極端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