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譽頭銜為上的不良之風阻礙杰出人才出現

艾斐, 山西省社科院首席科學家，山西省文化領軍人才、研究員、教授，國務院“特貼”專家

為什麼面對大學連年擴建擴招，碩士博士的數量不斷飆升，教授、研究員之類的職稱早已呈現出泛濫之勢，各級、各類、各種名堂的專家遴選和令人眼花繚亂的評獎事項如縷如潮，可錢學森卻偏偏要不無焦慮地發問：我們為什麼總也培養不出杰出人才來呢？

我們現在越來越進入了一個人才符號化的時代。各種各樣的學銜、名份、獎項、稱譽雲天霧罩，而一旦擁有了這樣的任一符號，便被視為人才。擁有的符號越多，其作為人才的規格、品位、檔次和待遇，也便隨之而越高、越炫、越優渥、越豐盈。於是，為了攫奪符號而戰，也便自然成了學術者、科技者、文藝者們的頭等要事和終身大事。時下的狀況就是這樣：符號至上，符號至尊，有符號不是人才也是人才，沒符號是人才也不是人才。 正因為如此，才出現了振聾發聵的“錢學森之問”。

符號一旦成了人才的惟一標識，那就必然要造成名與實的錯位和人與才的爽約，並誘導和激發人們不遺余力甚至是不擇手段地為獲取符號而奮爭。至於水平如何、能力大小、貢獻幾許，倒退居其次，不被關注，也無人在乎了。

何以會如此？乃因凡“符號”之獲取，均需在形式上進入評判機制與操作程序，而掌控這機制與程序的又不是機器而是人。既是人，就有差異性和趨利性，特別是在意識、觀念、操守、利欲等均呈多元、多樣、多變的當下社會中，尤其如此。於是，動腦筋、找竅門、拉關系、送實惠，就成了想要獲取符號者所必不可少的基本功。如今評獎、評優、評職稱、評“專家”，似乎都進入了一個怪圈：

找關系送錢未必都能評得上，而不找關系不送錢則一定評不上。在這種情況下，作為人才唯一標識的種種“符號”，又怎能不與實際的人才越走越遠呢！

不僅評獎、評優、評職稱、評“專家”如此，就連院士的評選，也彌漫著“包裝”、“公關”、走門子、送實惠之風。在院士評委聞玉梅教授的眼中，院士增選儼然已成了潘多拉的魔盒，兩年開合一次﹔盒子噴涌的是各路候選人，瞄准她手裡的一票，裹挾欲望，蜂擁而至，周而復始，輪番“進攻”。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才出現了一些不該入選的人卻堂而皇之地入選了，而類似雜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國際科學重要獎項“拉斯克獎”得主屠呦呦、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終身教職，回國全職工作的著名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等，卻既異乎尋常而又順理成章地落選了。顯然，他們的落選不是因為水平不夠，而是因為人太直率、不會和不屑於“活動”、

“公關”不到位，幕后工作未做到火候上。照此看來，類似王國維、章太炎、魯迅、郭沫若、胡適、陳寅恪等人，如若生逢當世，也是絕然進不了所謂的人才行列的，因為他們隻有真才實學，也隻求和隻信真才實學，而從來沒有也不想有和不屑有任何贏得各種符號的“經營”方略與“活動”特長。至於陳景潤其人，那則顯然就更沒有活路了。像他那樣隻知埋頭鑽研哥德巴赫猜想，完全無意和無暇進入社交場合，見了人連一句套近乎的話都不會說，誰還會投他的票呢！而陳景潤所體現的，卻恰恰正是杰出人才的成功之道和創造奇跡的必由之路。

人才符號本應是人才的標識。可當它一旦走了形、變了味、蛻了質之后，就自會與真正的人才風馬牛不相及。而當符號在事實上不再是人才的真正標識卻又被機制制造和體制承認並附以社會功利時，則必定會使這種反向距離越來越大，並誘導人們從拼實力、拼才能、拼貢獻而轉向拼關系、拼“活動”、拼金錢。錢學森之問的真正答案，正在於此。

刊於2012年第7期中國人才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