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百年目标”：民生如何更进一步

凝聚全社会力量

如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阶段性改革完成后遗留下的每一个难点，都需要拿出摧城拔寨的魄力、刮骨疗毒的勇气、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大禹治水的智慧。对照“两个百年”的目标，目前政府服务能力与公众诉求还难以匹配，社会结构复杂加大矛盾化解难度，制度分割造成新的社会不公，这些都是民生建设无可回避的重大难题。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公众民生诉求的内容和标准也不同。随着基本生存问题的日益解决，尤其是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左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老百姓对于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和细致。

“诉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就产生了矛盾”，汪玉凯说，这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中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连续二十多年下降，目前仅占四成，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在60％以上。

二是与国际水平横向比较，民生支出虽然大幅增长但仍存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成多，而发达国家一般在50％---70％之间。“在财政能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先把历史欠账补上，同时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动态把握‘能力’与‘诉求’之间的平衡。”汪玉凯认为。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成为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必然选择。汪玉凯认为，目前央地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尽合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财力承担着六成的事务，加之不少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无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增加常规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可以有效遏制‘跑部钱进’等畸形现象，缓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困难。”汪玉凯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问题已在中央高层的视野之内，正在有对策、有步骤地解决之中。

社会的快速分化在过去十年间展现的特点，也在加剧民生领域的矛盾。“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侧面印证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出现代际固化的迹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炜说，这对于社会的开放性、公正度带来了负面影响。投射于民生领域，则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充速度偏慢，内需难以有效启动，部分群体生活压力大、缺乏生存安全感，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制度的分割，被李爽认为是“目前民生领域最大的瓶颈”。“比如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领域的制度性分割严重，既有块块分割，也有条条分割，公共服务标准各异，致使公共服务效率偏低、公平性不足、供给不充分等”。李爽认为，今后一个时期，需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突破现有行政管理制度的分割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约束，充分调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给以足够的扶持和激励措施，在政府的引导下搭建起全新的民生服务供给体系，使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

如同制度的整合、融合、重新构架，以及政府、社会之间力量的整合一样，在不少专家看来，社会各阶层之间力量的整合与团结，更是奔向两个“百年目标”过程中，最可依靠的建设性力量。

“我们讲‘调结构’并不单指经济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如果对后者不够重视，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青连斌说，加速城镇化进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等手段，都有助于社会结构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调整，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只有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令所有人和谐共处、共同度过社会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李炜认为，为此，全体社会成员和各级政府都要正视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的正当性和常态性，着重疏通利益的表达渠道，通过完善信访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更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等手段，将社会群体间利益协调的方式正规化、法制化。 凝聚全社会力量

如今，中国的改革已经步入深水区，阶段性改革完成后遗留下的每一个难点，都需要拿出摧城拔寨的魄力、刮骨疗毒的勇气、愚公移山的毅力和大禹治水的智慧。对照“两个百年”的目标，目前政府服务能力与公众诉求还难以匹配，社会结构复杂加大矛盾化解难度，制度分割造成新的社会不公，这些都是民生建设无可回避的重大难题。

在不同的发展时期，社会公众民生诉求的内容和标准也不同。随着基本生存问题的日益解决，尤其是人均GDP达到5400美元左右、跨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老百姓对于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的要求越来越强烈和细致。

“诉求的增长速度，超过了政府公共服务提供能力的增长速度，这就产生了矛盾”，汪玉凯说，这集中表现为两点：一是在收入分配差距上，中国面临的挑战越来越大。劳动收入在GDP中的比重连续二十多年下降，目前仅占四成，而发达国家的这一数据在60％以上。

二是与国际水平横向比较，民生支出虽然大幅增长但仍存较大差距。目前，我国用于教育、医疗、社保和就业等方面的民生支出占全国财政支出的三成多，而发达国家一般在50％---70％之间。“在财政能力尚不雄厚的情况下，至少可以先把历史欠账补上，同时逐步改善公共服务的质量，动态把握‘能力’与‘诉求’之间的平衡。”汪玉凯认为。

在城乡二元结构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等问题尚未完全解决的背景下，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的完善，成为统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总体实现的必然选择。汪玉凯认为，目前央地的财权事权划分不尽合理，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地方政府用四成的财力承担着六成的事务，加之不少地方土地财政依赖严重，无力向民生领域倾斜。“增加常规性转移支付，减少专项转移支付，可以有效遏制‘跑部钱进’等畸形现象，缓解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困难。”汪玉凯说，令人欣慰的是，这些问题已在中央高层的视野之内，正在有对策、有步骤地解决之中。

社会的快速分化在过去十年间展现的特点，也在加剧民生领域的矛盾。“富二代”、“穷二代”的说法，侧面印证了中国社会阶层之间的流动开始出现代际固化的迹象。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炜说，这对于社会的开放性、公正度带来了负面影响。投射于民生领域，则表现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充速度偏慢，内需难以有效启动，部分群体生活压力大、缺乏生存安全感，容易引发和激化社会矛盾。

制度的分割，被李爽认为是“目前民生领域最大的瓶颈”。“比如社会保障、公共教育等领域的制度性分割严重，既有块块分割，也有条条分割，公共服务标准各异，致使公共服务效率偏低、公平性不足、供给不充分等”。李爽认为，今后一个时期，需要下大决心，花大力气，突破现有行政管理制度的分割及公共服务供给模式的约束，充分调动企业、非政府组织和个人等社会力量的参与积极性，给以足够的扶持和激励措施，在政府的引导下搭建起全新的民生服务供给体系，使民生建设迈上新台阶。

如同制度的整合、融合、重新构架，以及政府、社会之间力量的整合一样，在不少专家看来，社会各阶层之间力量的整合与团结，更是奔向两个“百年目标”过程中，最可依靠的建设性力量。

“我们讲‘调结构’并不单指经济结构，也包括社会结构的调整。如果对后者不够重视，就会出现经济社会发展‘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情况”，青连斌说，加速城镇化进程，探索户籍制度改革，推进区域平衡发展战略等手段，都有助于社会结构朝着更加健康的方向调整，利于中国的长远发展。

“只有凝聚社会各阶层的力量，才能令所有人和谐共处、共同度过社会风险高发期和矛盾凸显期”。李炜认为，为此，全体社会成员和各级政府都要正视利益主体多元化诉求的正当性和常态性，着重疏通利益的表达渠道，通过完善信访制度、加强舆论监督、更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等手段，将社会群体间利益协调的方式正规化、法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