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绍功
小城市是大城市发展要素的蓄水池,没有了源头之水大城市的发展将难以持续。因此,“小城市病”迫切需要对症良方,不仅为了小城市,也是为了大城市。
听说北京将向京津冀疏解非首都功能,我的一位朋友终于下定决心在天津武清买了房子。他来自小城镇,从北京的高校毕业,在京郊的一家科技公司打拼。直到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出台,他才下定决心在靠近北京的小城市安家。他的经历启发了我,让我思考“小城市病”的解药或许在大城市里。大城市和小城市其实拥有同样的脉动,彼此高度关联。
正在举行的博鳌亚洲论坛上,河北省副省长张杰辉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京津冀协同发展让北京向河北输出了企业和项目6000多个,“河北确确实实受益了”。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大城市过剩产业、非核心功能的疏解对小城市的发展将是极大的推动,这可能是小城市全员招商引资都难以企及的效果。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常被用来形容治病不究病根只治表征。在治疗“小城市病”时如果看不到大城市的重要作用,也可能陷入类似的误区。梳理中国城镇化发展的几个层级不难发现:在上一轮城镇化过程中,从农村、小城镇、小城市到大城市,形成了一个单向的资源集聚过程,造成了城市和农村的极化。要扭转这种极化,需要把资源集中的过程逆转,从大城市疏解非核心功能。
20世纪80年代苏南兴起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家们通过自主努力,从城市挖来了“工程师”,让苏南的小城镇接受上海等大城市的辐射而发展繁荣。如果说当时是自发被动地化解“小城市病”,那么今天在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发布之后,小城市问题的化解要主动得多。近期媒体广泛报道的浙江特色小镇,就极富启示:千城一面的小城市必然生病,各具特色的小城市必然富有生机。
新型城镇化规划强调要实现城市群的精准定位、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这需要大城市充分发挥其辐射功能和带动作用,在自身向人才和产业高端发展的同时,将过剩的资源疏解到城市群中。在这个方向上,更多的大城市需要主动作为,制定切实可行的细则。
当人们用观察“大城市病”的余光发现了“小城市病”,请不要移走关注的目光。即便是从解决大城市病的角度出发,也应该疏解大城市的过剩资源,治疗“小城市病”应该考虑从大城市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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