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伟
“我也曾想过打‘退堂鼓’，但想到有组织撑腰，便放下了思想包袱，干事更有底气了。”3月21日，谈起纪委为其澄清是非一事，四川省巴中市巴州区供销社主任郑廷远感慨颇深。（《中国纪检监察报》，3月23日）
既要让违纪违规的干部得到应有的惩处，又要让守纪守法的干部得到切实的保护，这不仅是纪检监察的职责，更是各级组织的“家务事”。据报道，在去年，四川省共为5425名党员干部澄清是非，有效地保护了被错告诬告的干部，激发干部干事创业的积极性，此举值得点赞。
但笔者认为，对被错告诬告的干部，在保护措施上不能止于“澄清是非”。“澄清是非”是最起码的“规定动作”，对于被诬告的干部来说，虽然这一点非常重要，但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今后再被诬告的可能。因为举报的主动权在举报者手中，被举报的干部处于被动地位，“澄清是非”也是被动接招而已。那么，如何让举报者合理、合法发声，更是一道现实考题。
虽然举报者限于身份、地位、职业等诸多方面条件的限制，无法对被举报者的违纪违规行为掌握得一清二楚，所以举报证据上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瑕疵和纰漏。但举报者不能以此为借口，肆意地举报来举报去，或者为了一己之私利，今天陷害这个，明天诽谤那个，这不仅影响了干部正常的工作，也干扰了纪检部门的正常办案。须知，扬善还需惩恶，对于恶意诬告陷害干部者，还应该加大打击和惩罚力度，这样才能达到扬善的效果，才能让有“善心”干部得到更好地保护。
但对于恶意举报他人如何来判定，在定性上确实有一定的难度，笔者认为既要“从宽”也要“从严”。从宽，就是只要举报者提供了与举报内容有关联，具有一定的证明力的资料和证据，那么，就不能认为其是在恶意诬告，否则不有利于激发广大群众勇于揭发身边腐败的积极性。从严，就是对那些无中生有，擅自编造或者伪造虚假证据来诬告他人的，一定要举起法律利剑来严肃问责。我国刑法在第二百四十三条中规定“捏造事实诬告陷害他人，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显然，对诬告陷害者，法律早就有明文规定要予以严厉打击。
而此次在四川被澄清的5425名党员干部中，有没有恶意诬告陷害，有没有打击报复行为的存在，还不得而知。按常理来推断，这么多干部被澄清了是非，不可能全是错告，有可能还有诬告陷害甚至是诽谤。那么，将诬告陷害者送上法庭，各级组织和纪检部门也要向处理违纪违规干部那样，绝不能手软、绝不能姑息迁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