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昌俊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实施一年有余的“干部召回”制度得到官方和民间双重认可，各地政府部门纷纷登门取经，然而，8月21日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的一则消息，宣告该制度“鼻祖” 、黔西南州副州长兼兴仁县县委书记郭玉海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成都商报》9月7日）
“干部召回”制推出之时虽引发争议，但至少在郭玉海落马前，它主要仍以正面形象示人。作为这一制度的主推者，郭的猝然倒塌，多少令人始料未及。这次不只是“召回”这么简单，“涉严重违纪”，等待他的极有可能是法律制裁。
庸官治理的基层试验，庸官召回制的试验价值，当然不能因主推者落马而被完全否定。虽黔西南州相关部门负责人称，这一制度的雏形发源地并非黔西南，但在郭玉海的手中被发扬光大，与其个人努力应该是分不开的。当然，“此制度整顿了官场风气，还为经济、教育、体育等领域的发展保驾护航”的效果评价，需要置于更长时段来看。
有一点应该是肯定的，主推者的“意外”落马，让外界得以更客观和全面地评价庸官召回制的现实作用。如当初被召回的干部比例较高，被称为是召回制在执行上动真格的一种体现，但现在看来却存有疑问。这一标榜对所有官员都一视同仁的制度，在庸官的评价标准上多有模糊，如“庸”和“腐”、“违纪”和“违法”都以召回的名义被“一锅端”，留下了“召回”是否会沦为另类保护的疑问。而且，主推者自己被证明有问题，是否意味着这项制度，并未达到对所有官员都一视同仁的效果，而是某种级别的官员被“天然”地排除在制度效力之外？惜乎它以这样一种“潮水退了才知道谁在裸泳”的方式，印证了这一机制的“天花板”所在。
以今日郭玉海的落马，来否认其当初推行庸官召回制的公心和诚意，多少显得有失公允，但其命运再次说明：一方面，一个官员的真实品性，与其所推行政策并不能完全划等号。即便一项政策看起来再正义凛然，也不能为主推者的个人权力规范背书；另一方面，政策的实施，能否真正保障对所有人一视同仁，不存在推行“禁区”，应是衡量其公正性的重要标准。
置于权力运行的现实逻辑之下，郭玉海个人命运之于庸官召回制的尴尬，其实并无甚新意和意外可言——说到底还是一把手权力被约束的问题。一些官员一旦到了“一把手”的位置，自恃享有“制度外”的特权庇护，最终却往往也被这种“无约束”所累。君不见，一些官员落马前一分钟，还在台上义正词严地谈对腐败零容忍，这样的例子已非个例。据媒体报道，当地有消息指，郭违纪时间应在2011年以前。此若属实，那就意味着其在推行“庸官再造”前，自己或已跨过后来给下属设定的红线。
与不少官员落马前已招致民怨沸腾不同，在“干部召回制度”出台前，无论当地官场还是坊间都少有对郭的评价。这样一种“安静”的氛围，是否让郭产生了某种幻觉，并给了他推行庸官再造制度的底气和侥幸心理，这值得深思。而在其被调查的消息传出来后，负面评价便开始密集出现，舆论如此急剧变化，与其所推行的政策是否有关，更耐人寻味。
黔西南州委官员称，干部召回制度是当地党建工作的关键，“这个意外事件，不会影响到全州大局“。这一政策还在推行，主推者却被违纪调查，能否从这样的“意外”中收获改进，一切尚待观望。
网评精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