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雨
在贵州省黔西南州，实施一年有余的“干部召回”制度得到官方和民间的双重认可，各地政府部门纷纷登门取经，然而贵州省纪委监察厅网站的一则消息，则宣告该制度“鼻祖”郭玉海涉严重违纪正接受组织调查。
就在郭玉海被查新闻出现的同时，还有另外一则新闻，有媒体实地走访了贵州黔西南州，召回制度实施以来，干部作风明显改善，地方发展因此受益。在全省群众满意度测评中，黔西南州由2013年的挂末提升到2014年的第３位。召回制度还在黔西南州发挥作用，发源地兴仁县的制度“鼻祖”，曾担任该县县委书记的郭玉海却因严重违纪被查，难怪引起了质疑。
其实细想之下，这完全属于正常现象。从制度本身来说，只要其顺应形势、能解决问题，就必有其存在的价值，召回制度始于黔西南州兴仁县，剑指为官不为和“庸懒散慢浮腐”等等官场乱象，推行以来并没有束之高阁，先后就有150余名党员干部被召回，引起了全国媒体的关注和一些地方的借鉴，显然，召回制度在探索领导干部“下”的渠道上，还是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从领导干部来说，一个人再有思想、有干劲、有能力，但这些都不是其“独善其身”的“金钟罩”。换句话说，“百年累之，一朝毁之”，之前无论作过多少事情、干出过多大成绩，一旦触碰纪律和法律红线，一律会付出应有代价、受到应有处罚。郭玉海尽管推出了召回制度，在抓班子、带队伍上创造了一些成功经验，但这些都不能成为其违纪违法的“遮羞布”。
其实，作为制度“鼻祖”的郭玉海，在制定制度的时候，或许应该用制度的标尺衡量一下自身，在兴仁县最终摸索形成的12种召回情形中，是否自己也符合其中的一条甚至几条。所谓“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地方党委一把手，很多时候的确只站在了审视和监督他人的一面，却很少站在被审视和被监督的一面，一些“苗头性”问题往往被淹没在一律朝下的目光中。
当然，兴仁县和黔西南州没必要因为郭玉海的被调查而感尴尬，相反，从某种程度上说，郭玉海的被调查反而应证了召回制度实施的必要性和前瞻性。如果官员在违法违纪之前，就因苗头性问题被召回，这既是干部监督管理的进步，更是对干部的有效保护。总之，希望在召回制度的“保驾护航”之下，黔西南州的官场更加风清气正、干部更加自觉自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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