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倒三角形”下的权力结构重置
不少基层干部认为，权力下放过程中出现种种不尽如人意、随意性大、标准缺失等情况，其根本原因在于部门利益的影响。
在一些地方，权力下放并非是基层“点菜式”，而是上级部门“配给制”。东部一县级市负责人告诉半月谈记者，以从市里拿到的357项省级行政审批及管理事项为例，这些事项多是省里各厅局报的，而非地方提出的。许多权限无法下放是因为与部门法规有冲突，而这些法规背后牵扯着部门利益。
一些地方干部直言，有的部门在下放权力时，只放复杂的、要负重大责任的权限，而把操作简单的、权力含金量高的、体现权力特征明显的、没有特别大责任要负的权力留在手中。
地方干部对权力下放之惑的背后，是对权力配置结构的不满。一位县级领导说，现在中央审批事项还有1400多项，而以浙江为例，省级层面在本轮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之前是949项，地市级平均700至800项，到县一级平均不到600项，这种倒三角形权力配置的结构仍然可以视为计划经济的延续。目前，浙江省正致力于改进这一结构，规定省里审批事项不超过500项，地市级不超600项，到县一级700项左右。
业内资深专家表示，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案中的权力分布应为正三角形。从国家层面，放权要建立几个凡是：凡是符合国家政策或相关部委批准的综合性规划项目，可以不必再在国家层面审批，国家层面只批规划不批项目；凡是不使用中央资金的，国家层面也不必再审批了，企业对自己的投资负责；凡是不跨省一级区域的、只一个省范围内的项目，一般情况下也不必再审批。省市一级权限的下放，也可以参照此方式类推，从而为基层发展营造更大的空间。
对于行政审批下放，乃至取消，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认为，市场的现状是重审批轻监管，前面复杂繁琐，后面无人管理。其实行政审批权的改革，下一步的理想目标是轻审批重监管，行业准入制定标准即可，后面严格监管，一旦出现问题，采取最严厉的惩罚措施。“过去我们市场经济不发达，很多人不知道干什么，所以需要引导大家去做什么，现在则不然，应该告诉大家不能做什么，其他的，非禁即入，完全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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