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省茂名市委原书记罗荫国被双规之后，调查出贪污受贿16亿人民币，而且情妇100多位。在接受调查期间，罗荫国说：“要说我是贪官，说明官场都是贪官！你们凭什么专整我？你们有本事，真让我交代，那我能交代三天三夜甚至三个月三年，我能把茂名官场翻个底朝天！”“你们以为我是贪官，关键，谁不是贪官，你们能说出一个我这个级别的不是贪官的吗？全中国，我这级别的，有一个不是贪官的吗？中国不就是腐败分子提拔腐败分子吗？中国不就是贪官查贪官，腐败分子反腐败吗？难道这个还要我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级别的，谁不能供出来百十个人？这太平常了！”“反腐败是隔墙扔砖头，砸住谁，谁倒霉。没想到今天会轮到我的头上。”“我在县委书记这个职位上，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不犯罪是不可能的。因为我除了有自己的价值理念，还有一个众人实行的潜规则。”
罗荫国作为市委书记为什么能说出这样的话？笔者以为，领导干部权力过大，没有受到有效监督是问题的主要原因，我们的反腐没有建起有效的第三方监控机构，出现“上级监督下级太远，平级纪委监督同级党委太软，下级监督上级太难，组织监督时间太短，法律监督为时已晚”等尴尬局面。对“一把手”的监督乏力，并不能说明我们缺少实施监督的办法和手段，相反，党纪国法作出的相关规定非常之多。《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更是明确提出“一把手”是监督重点，并规定了十项监督制度。从监督主体上说，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审计机关、检察机关等是专职监督机构，各级人大、政协对党政干部有监督的权利和义务，新闻媒体、普通党员和人民群众可以对党政领导干部的腐败行为进行曝光、检举。既然在监督上“有法可依”，监督的主体又多种多样，为什么“一把手”仍频繁“落马”？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相当部分的监督措施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甚至形同虚设。囿于现实国情，不少监督主体要监督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难上加难，甚至根本不可能。以茂名市而言，且不说平头百姓监督市委书记、市长形如笑话，党政圈内人要实施监督也难度极大。具体讲，广东省委、省纪委领导远在广州，想时时“看住”市级干部不太可能。不少领导干部还有这样一种认识：既然省委将管理几百万人口的重任交给了书记、市长，就得有“基本的信任”，放手让他们干事，有点小毛病、做事出点格似乎也可原谅。近年来，不少市委书记、市长的贪污受贿案件，都是在中纪委相关部门直接推动下才得以查处的，这是对少数地区“上级监督下级也难”现象的最好佐证。再看同级监督。党内监督条例规定，纪委有权对同级党委的领导人进行监督，但事实上，纪委是在同级党委领导下工作，纪委书记、监察局长的任职，市委书记有相当的“说话权”，纪检干部的工资、住房、子女上学与就业等现实问题，都要在本地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你叫纪委书记、监察局长如何放心大胆地监督市委书记、市长？党务、政务不真正公开，群众不知情，老百姓又将如何监督？等到问题不可收拾时，法律监督为时已晚，又将如何保护党组织多年培养的干部？
一些专家提出，要想有效监督住“一把手”，首先应该对现行的反腐监督机制进行改革。一些人提出，应该像海关等部门一样，对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垂直管理，地方纪检干部只受上级纪检机关领导，工资、住房、福利等与地方政府无涉，成为一支独立的外部监督力量。这种提议与党章等现行党内法规相悖，暂无实现可能。还有些专家建议，综合借鉴美国、印度、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反腐败机构设置经验，成立中央反贪局或国家反贪总局或廉政公署，形成一支各级“一把手”无法左右的强大的专职监督队伍。这些构想只是一家之言，但其出发点都是为了解决监督不到位的问题。
有效监督“一把手”，还必须对“一把手”的权力进行有效分解和制衡。在当前党委议事执行合一体制下，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要分权，先得析权，“一把手”可以做哪些事情，不可以做哪些事情，先要搞清楚，不能有封建官吏思想，以为我当个县令、知府，这一亩三分地上大小杂事都归我管，我说了才算。在分权时，关键要分清哪些是决策权，哪些是执行权，哪些是监督权，这三种权力绝不可集于“一把手”一人之手。其次，对“一把手”行事要在程序上作严格规定，特别是对重大问题作决策时，必须严格“走程序”，哪一道都不能少，次序也不能乱，防止“一把手”暗箱操作，搞“猫腻”。再有，在重大决策上，要以党委全委会票决为主，必须由常委会决策，实行一人一票，决不允许“一把手”先说话，其他人跟着喊好。说到底，这些分解和制衡“一把手”权力的事，不可能由“一把手”本人提出并实行，必须成为一种制度来强制实行。反腐败，归根到底还是要靠制度。
党的十八大高度重视反腐倡廉建设，明确提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作出反腐败问题解决不好会亡党亡国的重要论断，表明了我们党坚定不移反对腐败的政治立场和政治决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一把手的监督”，“保证领导干部做到位高不擅权、权重不谋私”。能管住“一把手”，乃党之幸、国之幸、民之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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