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仲平：生態文明的中國覺醒

（五）今天的中國，就處在生態環境矛盾的激化期。

就在十八大報告強調“加強生態文明宣傳教育，增強全民節約意識、環保意識、生態意識”的時候，中國已經進入公民環保意識覺醒的時代。

從1997年開始，環境污染糾紛直線上升，每年遞增25%，到2002年已超過50萬起，環境維權成為社會熱點。2005年以來，從圓明園防滲膜工程、番禺垃圾焚燒發電廠，到廈門、大連、寧波、成都、昆明PX等重化工項目，再到最近的廣東江門核燃料風波，環境公共利益沖突日趨尖銳，對抗方式也更加激進。

與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生態環保意識形成鮮明對照的，是一些領導干部落后的發展理念。

事實上，從4000年前的夏朝，到3000年前的周朝、2000年前的秦朝，官府都有春天不准伐木、夏天禁止捕魚，不准捕殺幼獸和獲取鳥蛋的禁令。在糧食危機隨時可能引爆的古代，對王朝穩定的最大威脅是飢荒，官員的主要職責，是守住底線。到了當代，這樣的觀念被“GDP至上”的政績指揮棒所取代。這種理念延續了“超英趕美”的傳統，又有著近幾十年“發展主義”思想作依托，一時之間很難扭轉。

在很長時間裡，地方干部競爭的“政治錦標賽”模式，其中心內容是“經濟錦標賽”，經濟業績成為考核任用干部最簡便易行的標尺。迅速改變一地之面貌、實現民生之發展，變成地方干部最主要的追求。隻爭朝夕的現代化，讓很多人有一種停不下來的沖動。與此同時，受制於對現代化規律的認識局限，環境問題往往被有意無意地忽略。

這樣的背景之下，環保部門的尷尬也就在所難免了。

法律授予環保部門的是檢查權、罰款權和建議權。但是在基層，這些職能有時會被各類土政策阻擋，有時會被地方保護主義的長官意志扼殺。權力一旦可以繞過法律，決策也就可以拋開程序。很多大型項目上馬時，不透明的環境評價過程，不充分的公共決策參與，其實質往往是為了讓項目順利過關。可一旦遭遇公眾的抵制，這些工程無論環境影響如何，通常都會迅速下馬，形成“一鬧就停”的示范效應，讓一些並不理性的鄰避運動得到不應有的鼓勵，也讓一些本屬必要的項目中途夭折。

權與法的沖突，理性與欲望的齟齬，長遠利益與眼前利益的較量，剪不斷，理還亂，成為環境改善的羈絆。對此，環境專家一針見血地指出：很多環境問題從表面上看是環境保護與經濟發展的博弈，實質上是“局部與全局的博弈、政績與民生的博弈、大資本與政府監管部門的博弈”。

（六）審視人類社會發展的歷程，沒有一個國家成為工業大國而不曾遺留環境破壞問題、付出艱難治理的代價。

泰晤士河曾經看不到一條魚，甚至跌落河中的人也被要求常規防疫接種，英國政府經過20多年的艱苦整治，才將它變成潔淨的城市水道﹔日本治理最大的淡水湖琵琶湖，歷時近30年方見成效。美國洛杉磯從上世紀40年代開始受光化學煙霧困擾，治理60多年，到20世紀初才基本打贏這場“藍天保衛戰”。即便如此，洛杉磯地區的臭氧水平依然常年超標，大約有100萬成年人和30萬兒童患哮喘病，造成的經濟損失達26億美元。

發達國家的工業化之路，多則二三百年，少則100多年，其環境問題是分階段出現的。我國的工業化，真正上路是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快速發展階段則是近30多年，環境問題呈現壓縮型、復合型特點。舊的問題還沒有解決，新的問題又不斷出現，新舊問題疊加，污染機理更加復雜。加之觀念、政策、制度、管理、技術的滯后，解決起來自然更加困難重重。

一方面，我們面臨的生態環境現狀，就像一個人長期透支身體，積勞成疾，多病纏身。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環境治理、生態恢復有其客觀規律，隻能遵循，無法超越，解決起來得有耐心﹔

從另一個角度看，也不能因為發達國家通常在人均GDP1萬美元時才出現環境拐點，而我們現在才6100美元，就坐等發展階段的升級。以韓國為代表的新興工業化國家，人均5000美元時環境就開始好轉了。它們的做法，值得我們深思。

形勢的發展，已經不允許我們像發達國家那樣按部就班地解決環境問題，擺在我們面前的選擇隻有一個，那就是：統籌協調、標本兼治，探索一條代價小、效益好、排放低、可持續的發展新路，從傳統工業文明向生態文明轉型。

轉型，首先是轉變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繼續提升第三產業比重，推動技術創新、降低節能環保技術成本，逐漸淘汰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產能，實現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發展，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

轉型，關鍵是優化法治環境。賦予環保部門有力的強制執行權，克服環境法律法規偏軟、可操作性不強、處罰力度不夠的弊端﹔加強執法監督，健全內部監督制約、完善層級監督、落實社會監督，堅決杜絕行政權力對環境執法的干擾，構筑生態文明的法治基礎。

轉型，重點是協調利益關系。觀念問題的實質是利益問題。就像考核標准不變、領導干部的行為方式就難以改變一樣，如果缺少外來約束，企業難免將環保成本轉移給消費者，而公眾也可能隻想著呼吸新鮮空氣卻不願意付出代價。實現利益結構的調整，破解人人都說環保重要、可一旦觸及自身利益就不干了的“吉登斯悖論”，必須依靠不斷的制度變革和機制創新。

轉型，核心在喚起全社會參與。歸根結底，環境問題是由社會結構、社會過程和社會成員的行為模式共同導致的社會問題。幾十年來，“環保靠政府”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對於克服環保領域的市場失靈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然而單純的行政措施，不僅邊際效益遞減，而且容易產生權力尋租的弊端。隻有政府、企業、個人、社會一起發力，綜合施治，美麗中國才可能由願景化為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