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后制度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邓小平亲自决策和大力支持下建立起来的。经过近30年的长足发展，现在已成为我国有计划、有目的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一项重要制度；博士后研究人员成为最活跃、最具创新能力的高层次青年人才群体。抚今追昔，倍感邓小平当年决策的高瞻远瞩和英明果断。
一、要成千成万地派遣留学生
十年动乱期间，我国的科研教育事业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和破坏，“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自告奋勇抓科技、教育的邓小平面临不容乐观的局面：高级专业人才断层、紧缺，各科研机构、高校等部门人才匮乏、青黄不接。为此，邓小平提出要向西方学习。1977年5月12日，他在同方毅、李昌谈话时说：“四人帮”搞闭关自守。科学研究方面的先进东西是人类劳动的成果，为什么不接受？接受这些东西有什么可耻的？
7月23日，邓小平在同长沙工学院负责人谈话时，第一次提出为了学习外国的先进技术，“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 。8月8日，他在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再次提出“派人出国留学也是一项具体措施”。这时派留学生还带有探索性质，其中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派10个人到美籍华人丁肇中教授的实验室学习。丁肇中，物理学家，1976年获诺贝尔物理学奖，当时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另外，还派人到美籍华人、高能加速器专家邓昌黎教授那里学习。邓小平解释这样做的政策是“拿来主义”，1977年10月15日，他在会见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林达光教授和夫人陈恕时说：“要加强学术交流，我们已决定派十个人到丁肇中的研究所去学习。”“我们这么落后，应该拿世界最先进的成果做起点，努力奋斗，才能谈得上赶超。”他在会见邓昌黎教授和夫人黄乃申时也说“现在我们是以世界先进水平作为赶超的起点，采取‘拿来主义’态度。凡是世界上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我们都要拿过来” 。
派遣留学生政策的大幅度调整是在1978年。1978年3月中旬，邓小平审阅了教育部、国家科委、外交部《关于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向国外派遣科技生问题的请示》报告。6月23日，邓小平听取刘达关于清华大学情况的汇报，同在座的方毅、蒋南翔、刘西尧等谈话说：“我赞成增大派遣留学生的数量，派出去主要学习自然科学。要成千上万地派，不是只派十个八个。请教育部研究一下，在这方面多花些钱是值得的。这是五年内快见成效、提高我国科教水平的重要方法之一。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他还提出具体的意见：“留学生管理制度也要改变一下，不要看得死死的。留学生可以住在学校，也可以住在外国朋友家里。暑假还可以让他们回来一下，了解国内情况。教育部要有一个专管留学生的班子，可以到留学生较多的国家去看看，经常了解留学生的状况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不要怕出一点问题，中国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
邓小平的重要指示，表现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和战略家的远见卓识与宏大气魄，翻开了中国出国留学工作新的篇章，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教育部落实邓小平的这一重要指示，迅速制定计划，采取措施，于7月11日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的数量的报告》，同时作出了派遣3000人的计划。
1979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1月28日至2月5日，邓小平访问美国。访美期间，邓小平在中国驻美使馆接见了留学生代表，并同美国正式签订了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协议。美方确定在1978年至1979年度接受来自中国的500至700名留学人员。邓小平在双方商谈期间，曾于1978年7月10日对弗兰克?普雷斯率领的美国科技代表团说：“美国的科学技术，在很多领域比其他国家先进一些，我们愿意吸收你们的技术。”“你们提出近期内接受五百人，我们提出的人数可能更多一些。用你们现成的条件，为我们培养更多的科技人才，为什么不干呢。”
1979年初，最初的52个访问学者被分到了美国的几十个不同的学校里。2年后，他们学成归国。赴英、日、德、法等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也陆续踏上求学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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