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邓小平一锤定音：“这是新事物，新名词”“我赞成，同意了。”
李政道的考虑非常现实。从1978年开始，我国政府决定向外国增派留学人员。到1984年，共向54个国家派出留学人员2万多人。绝大多数留学人员勤奋攻读，取得良好成绩，他们之中已有1万人先后学成归国，正在各个领域发挥着重要作用。还有1万1千多人在国外继续学习。自费出国留学人员有7千多人。
与此同时，自1981年以来，我国在国内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已近千名。从1978年开始，选派出国的研究生累计已有3000余名，到1984年已陆续有人获得博士学位，回国工作。
学成归国以及国内培养的高层次科技人员如何安置，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很现实而紧迫地摆在党和政府的面前。“博士后”制度，是世界各科学发达国家多年来行之有效的培养高级科技人才的重要途径。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的一批专家学者也建议在我国实行“博士后”的制度。但李政道在这个建议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李政道祖籍苏州。1981年李政道护送父亲的骨灰安葬在苏州灵岩山麓。1983年2月19日，李政道的母亲病逝。遵照李太夫人的遗愿，李政道护送其母的骨灰回故乡，于3月2日在苏州安葬。邓小平、邓颖超、方毅、廖承志送了花圈。
之后，李政道应中国科学院邀请北上进行讲学访问，就“时间作为动力学变量”等题作了讲演，受到与会同行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评价。 同时，他于1983年3月5日，第一次向中国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设立科研流动站的初步建议》。在《建议》中，他强调“科研流动站”可以成为推动青年科技人员流动的永久方法之一，并在这流动中选拔人才，留精去芜。
这个建议引起邓小平的关注。
1983年3月9日上午11点至12点半，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李政道，对他为我国科学和教育事业所做的贡献表示感谢，对其母的病逝表示亲切慰问。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承志，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副院长严东生和有关方面负责人汪锋、杨荫东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在谈到李政道的上述建议时，邓小平说：“你提的建立‘科研流动站’建议我已看到。我们亦设想过很多方案，但没有那么具体。（人才流动）问题不解决好，出不了人才，是巨大浪费。国内知识分子担心待遇低，但最关心的是自己能否出力，能否各得其所，发挥长处。”
李政道解释说：“如建100多个站，每站10人，永远保持，就有1000多名年轻人（包括所有学科）。流动了可利于选人，看得出哪里合适。一个站可从属于一个院（所），但站的位置一定要保持，这像个泵，水可流动起来。仅一个所，流动不起来，现如建这么多站，就可流起来了。”
陪同会见的卢嘉锡说：“这种流动站可一试，但一定要全国一起考虑，靠一个单位是做不到的。”
邓小平说：“这个问题我们始终没有解决好。”“现在我们要避免头脑发热，但不管怎样，科学和教育要多投资。”“现在财政情况还好，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
会见后，邓小平设便宴招待李政道。
李政道提出的问题给邓小平留下很深的印象，碰巧一件偶然的小事触发邓小平更加关注这个问题。
1983年秋，《延安报》记者杨捷文在采访中发现，陕西延安地区有个李武强，西安市人，青年知识分子，1970年毕业于西安交通大学无线电工程系，后被分配到富县广播站工作。在工作之余，他认真钻研电真空学，自修了俄、日、英、法四国外语，并于1980年2月考入法国巴黎大学留学，是“文革”之后，我国最早派出的公费留学生之一。1982年李武强以优异成绩获得法国巴黎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5月他回到北京。但由于一些主管部门互相推诿，一年半过去了，他仍然没有被分配工作。有关部门本着“哪里来回哪里去”的“原则”，一纸调令直接将李遣回原工作单位——陕西省富县广播站“等待分配”。因为专业对不上口，李武强只好作一名普通工人。杨捷文多次采访李武强，经过分析研究，写了一篇《一位获得博士学位的留法学生回国一年半后还未分配工作》的内参稿。11月10日《人民日报》《情况汇编》第590期作了专文刊登。
11月16日，邓小平看到这篇文章，作出批示：“请国务院检查。天天讲缺人，有人不能用、不会用，为什么？是谁的责任？如何纠正？需要弄清楚。” 还在文章的标题下用红笔画了两道粗重的红杠杆，以期引起特别重视。随后，几位中央领导人也都作了批示。
根据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的批示，国务院决定在全国进行一次自上而下的知识分子政策的大检查、大落实工作，并为此专门发了文件。12月20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联合发出通知，在全国开展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检查工作，并决定从中央到地方成立各级落实知识分子政策领导小组，设立专门办公室。国家劳动人事部调配司司长亲自来延安办理了李武强的调动手续，分配李去国家机械工业部北京自动化研究所，并担任了研究室副主任，后调入国家科委，负责高科技、新技术开发工作。邓小平特别关注这次“国务院检查”，亲自听取了中央书记处的汇报。
建立博士后流动站，需要资金和多方面配合支持。李政道1983年提出该建议后，被转到国家科委研究办理，但一直没有具体行动，原因是科委和派出去的留学生没有直接关系。
1984年4月27日，应中国科学院邀请，李政道来华进行为期4周的讲学访问。他到西安讲学时发现那里并不同意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原因是怕人才流动到北京、上海等地。由于该计划迟迟得不到推进，李政道决定直接向邓小平面陈。1月份时，他曾给邓小平写信，希望“届时能再有机会谒见，亲聆教导”。这次来华他特意准备了一份详细的书面报告——《如何安排“博士后”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在这份建议书中，李政道论述了中国设立博士后流动站，实行博士后制度的背景、目的意义及具体办法，并明确指出实行这种制度必须解决认识和工作上的一些关键问题。
5月21日，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李政道及夫人。国务院副总理万里、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等参加了会见和宴会。
邓小平说：“这次请你们吃个便饭，你有什么话要说吗？看了你写的这个（指李关于如何安排“博士后”的科技青年的一些建议），恐怕应交给科委、教育部？”“有不少新名词，‘博士后’对我来说是新名词，在国外可能是老名词了？”
李政道向邓小平详细介绍了博士后在国外的发展情况，还以形象的说法简明扼要地分析了博士后与博士的区别。他说，博士后是从教师指导到独立工作的一个过程。独立工作的能力需要经过考察。博士生都是一流人才，而其中可能有1/10是超等的，可以成为自己找新的方向、带领别人前进的科技带头人。但要选出这1/10的人才并不简单。在博士后流动站上可以辨别超等和一等。研究单位可以通过流动站选人，博士后也可以通过流动站选单位。因为有了这个组织，可以保证流动，造成竞争。这是个秘诀。
接着，李政道还谈了在中国建立博士后制度的迫切性、条件等。简单介绍完后，李政道提出需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希望国家拨款２０００万元人民币建立十几个“博士后流动站”作试点；二是国内主要机构要采取措施，最好能有一位副总理级别的领导来牵头监督落实这件事。
对李政道提出的建立十几个流动站的建议，邓小平说：“１０个站，只解决２００人，是否太少了。”“１０个太少，回来几千人，还有其他专业，也要采取同样的方法。”
李政道强调：“现在以物理为试点，成功后可以推广到其他专业，所有学科，包括工业部门。但每年回来讨论，都没有落实，我这次是想落实。”
对此，邓小平说：“我们现在对回来的人，不晓得怎样用，这个方法很好，我赞成。培养和使用相结合，在使用中培养，培养和使用中发现更高级的人才。”“这是一个新的方法，成百成千的流动站成为制度，是培养使用科技人才的制度。明天就批２０００万。无非是盖房子，买设备。”“这是新事物，新名词，我第一次听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４０年了，但我脑子里没有这几个词，是落后分子。我赞成，同意了。”
关于谁来牵头负责这件事，邓小平对在座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说：“你管吧，你管钱。” 万里请在座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管，说“他年轻，懂行。”“我当后台。” 胡启立表态说：“先从科学院和教育部开始。”
邓小平最后作结论说：“看准了要行动，起码没有危险吧！现在已出现回来的人不知怎么用的问题，使用不对专业，零零星星已有这个反映，成千上万的人回来是很大的问题。以后各行都可以参照这个办法，是使用培养，也是考核。”
邓小平谈话后，中国科学院和教育部等有关部门立即采取措施落实。1984年7月21日，全国科技干部管理工作改革座谈会上提出5条促进人才流动的措施，其中第3条是：“建立博士后流动站。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的研究生，回国后先可以在流动站工作两年到四年后再由科技干部管理部门统一分配工作。”有上百个科研和教育部门提出了建站要求，国家有关部门决定首先选定20个单位，开展“博士后”研究试点。
1984年8月25日，邓小平会见美籍学者陈省身教授夫妇，当陈省身说“国家派出了不少留学生，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用好这批人，希望政府能真正将这几千名留学生好好用起来”时，邓小平说：“我们正在考虑如何充分利用这批人。”“我们已经在考虑这个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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