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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川:泡在生活中【2】

2014年12月26日08:53   来源:光明日报

原标题:赵振川:泡在生活中

  雏凤

  20世纪30年代初,日寇入侵东北,中华民族命运垂危,美术界也奄奄一息,乱象丛生,而就在这时,平静的水面泛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一位北方青年画家闯入画坛,他就是赵望云。

  “他以天津《大公报》记者身份在河北省境内旅行写生,每天在报上发表作品一幅,题材都是北方农村寻常百姓生活。不论当时毁誉,这在中国美术史上是件新鲜事。”(张仃语)

  “父亲从上世纪初以勃勃青春之朝气,以农村写生横扫当年画坛之颓气,以‘塞上写生’、‘泰山石刻’显赫神州画坛,又投身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编辑出版当时仅有的《抗战画刊》近40辑,为民族解放做出贡献。”在纪念父亲赵望云百年诞辰的文章中,赵振川这样回忆,“1941年,《抗战画刊》停刊后,冯玉祥将军要为父亲在政治部第三厅安排工作,父亲没有接受。当时,父亲只有30多岁,在这人生的转折处,他毅然放弃了食俸禄的优越生活,选择了北上西进,面向大西北这未知的处女地探索生活,开始了自食其力的布衣画家生涯。父亲把艺术看得高于一切,把能到祖国任何一个角落去写生认为是人生最大的幸事。”

  1944年1月,也就是赵望云定居西安的第三年,三儿子赵振川出生,弟弟赵季平小他一岁,后来成为我国著名的作曲家,现任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席、陕西省文联主席。

  孩提时代,赵振川曾一度住在西安碑林的院子里,石刻、碑文、造像,秦汉唐宋的古老遗存在一群孩子的嬉戏与吵闹声中显得格外宁静。

  一直生活在长安画坛的风口浪尖,经历着兴衰与沉浮,赵振川耳濡目染,是最直接的受益者。

  翻开艺术年表,你会发现,虽然赵振川自幼追随其父,没有间断过笔墨的锤炼,但他却有着并非“科班出身”的经历。

  1959年,初中毕业后,赵振川被不情愿地分配到西安统计学校。谈及此,他半开玩笑地说:“那时,我政治经济学学、运筹学都还学得不赖呢,就是数学差了点,对于一个学统计的,这有点说不过去啊。”

  话语中我能隐约感到一种无奈,因为就在那一年,父亲赵望云被打成了“右派”,这对于只有15岁的赵振川来说,在那种氛围下,让他去选择自己的人生道路变成了一种奢望。

  “我学习中国画始于1962年,当时国家遇到了大困难,我中专毕业后在家无事可做,于是决定学画。恰好当时原西安美协为培养青年国画作者成立了学员班,采用老画家带徒式的教授方法。当时,石鲁、何海霞先生及我的父亲赵望云都带学生。在父亲和石鲁先生的安排下,我进入了学习班,父亲请石鲁先生做我的老师,从此开始了自己的艺术生涯。”

  “从不自觉到自觉、从被动到主动”,就这样,赵振川踏上了艺术创作这条道路,看似平坦顺利却布满坎坷。

  而20世纪60年代初,以赵望云、石鲁为首的“长安画派”的6位代表人物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西安美协中国画研究室习作展”。“长安画派”由此声名鹊起,这群西北画坛锐意改革的艺术精英以其强烈的现实精神和浓郁的地域特色进入世人视野,书写了现代中国画史上光辉的一页。

  有了家学渊源的言传身教,有了名师传承的循循善诱,赵振川这棵年轻的“酸菜”在如此一个旁人无法比拟的“菜坛”中“发酵”着,并渐渐有了味道。

  1964年,赵振川20岁,其作品《山林新声》入选第四届全国美展。画作能够迈进全国性的艺术殿堂,对于一个年轻画家来说实属不易。“好一只关中的雏凤,振翅飞入画坛,已是清音可爱,超迈可期了。”(熊召政语)

  “名人的子女虽条件优越,往往因有父辈大树遮蔽,很难脱颖而出。他们要想有所作为,不仅要有志向、要勤奋、要有机遇,还要看自身的艺术资质……赵振川凭借自己的艰苦努力和自己的天分,积蓄了在艺术上拼搏的韧性和胆识,他和他父亲对‘长安画派’相继做出的突出贡献,已成为当代中国艺术史上的一段佳话。”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邵大箴对子承父业的赵振川这样评价。

  然而,甜与苦之间的转换有些迅速而无常。

  同样是在1964年,国家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去还是留在美协学习班,对赵振川来讲,面对生活道路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作出选择是困难的。

  “感谢父亲,是他为我做出决定。父亲说,一个画家,脱离了生活是不会有出息的。”在赵振川的心中,赵望云的教诲是严苛的,他遵从了这位“长安画派”开山宗师的意愿。

  我曾经想以一个当代年轻人的口气问赵振川,“你当时想过反对,不去吗?”但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父亲的态度很坚定,我别无选择。下乡插队到了陇县李家河乡普陀生产队,一干就是八个春秋。这八年使我脱胎换骨。八年的农村生活,使我认识了生活的真谛,至少让我锻炼成了一个劳动者,使我在以后的艺术劳动中,变得坚韧,在困难面前有了信心,不会动摇。”

  “1964年12月26日,陕西关中平原的最西北角。”赵振川的人生坐标发生了一次重大改变。

  整整50年过去了,如今,回忆起陇东山区八年的“浸泡”,赵振川试着把那时的艰苦说得轻松些,黝黑的窑洞,崎岖的山路,匮乏的资源,仅有的一本“保尔·柯察金”,“仿佛回到了汉代”。

  八年间,赵振川把乡间的农活都干遍了,而且都还干得不错。当然,青年时期的插队生活给予他更多的是精神上的洗礼、感悟。

  “石鲁先生曾讲:要做生活的地主富农。石先生是鼓励我们做生活的富有者,希望我们能到生活中去,做生活的主人。时代虽然发生了变化,但我始终认为要坚持这一认识。师兄黄胄曾告诫我:真正的艺术家是从泥土里滚出来的。”

  农闲之余,年轻的赵振川依旧坚持着写生和创作,“那时候,未来是个什么样子,谁也不知道,但我不想废掉自己的一技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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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编:张玉、杨丽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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