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冷静观察，沉着应对，深刻揭示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时光荏苒，转眼又过了 5年。这时，中国面临着如何应对国际格局巨大变化和国内改革发展巨大挑战双重考验，迫切需要明确下一步的改革目标和发展方向。
这种双重考验，从国际来说，就是苏东剧变。它为中国的发展同时带来了利弊两个方面的影响。从有利方面来说，存在了半个多世纪的美苏冷战格局不复存在，中国改革发展、和平发展有了更多更有利的国际环境、国际空间。从不利方面来说，世界社会主义进入低潮，中国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西化分化图谋，稍有不慎，就会招致国际孤立。从国内来说，既面临着成功化解 1989年政治风波带来的考验，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所谓“对华制裁”，又面临着中国改革开放如何实现加速度发展的考验。
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处变不惊，坚信：“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69页。）邓小平不仅及时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的外交策略方针，而且通过 1992年南方谈话，为中国下一轮改革开放指明了方向。
邓小平 1992年南方谈话，在以下三个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一，突破社会主义传统观念的长期束缚。这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突破了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传统观念，提出了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著名论断。二是突破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上的传统观念，对社会主义本质做了经典性的阐发。
关于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这一论断，极大地打开了人们的思想和视野。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十四大报告中郑重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江泽民文选》第 1卷，人民出版社 2006年版，第 226页。）。
关于社会主义本质，邓小平斩钉截铁地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页。）在此之前，邓小平反复指出在“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上，长期以来没有完全搞清楚。这时终于有了总答案。
邓小平由此还提出了判断改革开放成败得失的客观标准，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2页。）
第二，对改革开放基本经验作了系统总结。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之时，上距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已过去 13年，距离 1982年党的十二大初步确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发展目标也有 10个年头。这时，随着时间的推移，完全有可能对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做出深刻的总结。邓小平南方谈话深刻地总结了哪些改革开放的基本经验呢？
（一）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获得解放，这是革命，所以革命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0页。）
（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谁要改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0—371页。）
（三）“发展才是硬道理”。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要抓住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从根本上说，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现在，我们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我们就是要有这个雄心壮志！（ 《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75、377页。）
（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要提倡科学，靠科学才有希望。每一行都树立一个明确的战略目标，一定要打赢。高科技领域，中国也要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搞科技，越高越好，越新越好。越高越新，我们也就越高兴。要让我们的国家发达起来。（《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7—378页。）
（五）对改革开放，不争论，允许看，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改革开放中，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我们的政策就是允许看。我们推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不搞强迫，不搞运动，这样慢慢就跟上来了。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闯。（《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72、374页。）
（六）“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特区搞建设，花了十几年时间才有这个样子，垮起来可是一夜之间啊。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9页。）
（七）党要管党，主要是防止共产党内部出问题。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帝国主义搞和平演变，把希望寄托在我们以后的几代人身上。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我们说党的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到大局的是这个事。（《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80页。）
（八）高度警惕两种错误倾向。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样就不会犯大错误，出现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5页。）
以上这些经验总结，都很朴实，看似浅显，实则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和历史内涵，每一条都是经验与智慧的结晶，都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经验与教训。
第三，对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发展提出了两大设想。这就是关于先富与共富的设想，关于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设想。
关于先富与共富的设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是这样说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利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当然，太早这样办也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要研究。可以设想，在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到那个时候，发达地区要继续发展，并通过多交利税和技术转让等方式大力支持不发达地区。不发达地区又大都是拥有丰富资源的地区，发展潜力是很大的。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73—374页。）
后来，邓小平在 1993年 9月的另一次谈话中指出：“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我们讲要防止两极分化，实际上两极分化自然出现。要利用各种手段、各种方法、各种方案来解决这些问题。”还说：“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64页。）
今天再看这个设想，不能不叹服邓小平的远见卓识。
关于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的设想，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明确的表述语言。”“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371、372页。）这里说的“三十年”，即 2022年，大体上就是建党一百周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实现之时。
如今，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吹响的全面深化改革的号角鼓舞下，全党全国人民正在以“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总目标，抓住六个“紧紧围绕”，奋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这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邓小平上述设想的精确性，令人叹服。
〔作者李捷，求是杂志社社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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