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战略指导，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邓小平作为战略家，他的领导工作高瞻远瞩，举重若轻；脚踏实地，不尚空谈；旗帜鲜明，勇于担当；柔中寓刚，绵里藏针；波澜不惊，稳如泰山，赢得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高度信赖和衷心爱戴。而贯穿邓小平领导工作的，是他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坚定的信仰，是邓小平全部实践和理论的基石，也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基石。
邓小平在讲到党的优良传统时，曾经讲过：“毛泽东同志倡导的作风，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这两条是最根本的东西。”（《邓小平文选》第 2卷，第 45页。）邓小平在伟大光辉的一生中，始终不渝坚持的，也是这两条最根本的东西。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两个基本点。
1985年 9月 23日，邓小平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提出：“我们现在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代和任务不同了，要学习的新知识确实很多，这就更要求我们努力针对新的实际，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提高我们运用它的基本原则基本方法，来积极探索解决新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基本问题的本领，既把我们的事业和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向前进，也防止一些同志，特别是一些新上来的中青年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46—147页。）为此，他建议“党中央能作出切实可行的决定，使全党的各级干部，首先是领导干部，在繁忙的工作中，仍然有一定的时间学习，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从而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47页。）。
邓小平在这里提出的领导工作“四性”，是他对领导工作的规律性认识，是他对全党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长期领导实践的理论总结。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本质特征。
原则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灵魂。领导工作，原则性是第一位的。没有原则，谈不上领导。邓小平从 20世纪 30年代初期投身于共产主义运动，历经坎坷，多次经受革命事业的艰难曲折，在 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始终坚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信念，始终坚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信念，无私无畏，不屈不挠，意志顽强，坚韧不拔。立场从不动摇，信念从不动摇，原则从不动摇。毛泽东说他“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参见《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下），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9年版，第 1992页。），就是对他原则性的高度赞扬。邓小平这种坚定的原则性，在新时期既表现在破除“两个凡是”束缚、平反冤假错案的勇于担当上，也表现在恢复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大智大勇上；既表现在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创办经济特区、实行市场经济取向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上，也表现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平息 1989年政治风波、打破西方制裁的果敢行动上；既表现在毫不动摇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上，也表现在坚定不移地恢复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上；既表现在国内治党、治国、治军的伟大实践中，也表现在错综复杂国际政治斗争的纵横捭阖中。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观察，邓小平都是坚持原则的典范。对此，国外许多学者指出，邓小平是有组织性的权威，他从不在党内和军队内搞自己的小宗派，用组织和制度治国、治党、治军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典型特征之一。（参见《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3年版，第 950页。）
系统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要特征。国家治理，特别是像我们这样的大党、大国的治理，本身就是一个宏大而又精微的系统工程。邓小平是战略家，也是辩证法大师。他在领导工作中，既注重从全局和大的战略视角上观察问题，又善于从事物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中来处理问题，这是邓小平思维和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他既善于抓住关键、把握重点，又善于总揽全局、推动全盘。正如一位外国学者所说：“在人类历史上，大概还从未有过这样一个社会，像毛泽东去世后，邓小平成为最高领导以来的中国那样，在没有战争、暴力革命或经济崩溃的条件下，进行如此重大而全面的改革。”“邓小平是处在中国转折时期的伟人，他使中国从一个时代走向一个新时代，走向现代化。”（《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 952页。）邓小平高度重视理论指导和理论联系实际。他在推进改革开放的伟大历史进程中，进行了卓越的理论创造，适应新的时代需要，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创立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毛泽东思想的直接继承和发展，又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奠基和开篇之作，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继承与发展的统一。
预见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鲜明特点。领导需要预见。没有预见，就无法领导。邓小平是一位求真务实的实干家，又是一位深谋远虑的思想家，他特别强调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眼界要十分开阔，襟怀要十分开阔。邓小平思考问题，总是把历史、现实和未来统一起来考虑，邓小平的领导工作，是求真务实和远见卓识的统一，因而他总能站得高些，看得远些，想得深些，总能抓住事物的本质。“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这在邓小平的领导工作中有极鲜明的体现。比如，他关于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展望、关于农村“两个飞跃”的论断、关于我国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关于教育“三个面向”的战略方针、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战略构想等，都是经得起实践检验、具有长远指导意义的科学预见，充分表现出邓小平卓越的战略洞察力。
创造性，这是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主线，贯穿他的全部领导实践。邓小平一生独立思考，从不盲从。1938年他就讲过，一切都是辩证的，一切都在发展变化中。毛泽东很欣赏这句话，认为这句话很厉害，抓住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质，富有哲理，他一连四五年都提到这句话。思想充满活力是邓小平的性格特征之一，也是他的领导工作特征之一。基辛格曾对邓小平说过：“我知道中国有人比你更年轻，但我不知道，在中国还有人比你更有活力。”（《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 951页。）一位俄罗斯学者在评价邓小平时说：“用现实主义态度对待世界，对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所以，对他来说，知识的源泉就是不断变化的生活。一个政治家的任务就是要认真思考正在发生的变化和制定符合这种变化的路线。”（《邓小平研究述评》下册，第 950页。）
邓小平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和邓小平理论的一系列思想观点，充满了勇于探索的创造精神。他以 70多岁高龄，指导了全新的实践，开创了全新的事业，创立了全新的理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这四者不是割裂的，而是统一的；不是孤立的，而是联系的；不是空洞的，而是实际的。它体现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与探索。实践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总是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因而它越是向前发展，必然对国家和社会素质的要求越高，必然对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要求越高。从而，思想方法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精神状态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世界观、人生观问题必然越来越重要。所以，学习邓小平的思想理论、思想方法和精神风范，跟上时代、实践和科学发展的步伐，不断在提高素质、提高境界、提高水平上下功夫，努力把世界观、人生观搞对头，把精神状态搞对头，把思想方法搞对头，是永不过时的。
﹝作者李洪峰，中央纪委驻文化部纪检组原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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