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略决策，开创新时期、新事业和新道路
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和形成过程中，在我国改革开放的一系列重大决策制定和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决定性作用。他多次强调，我们已经进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我们干的是全新的事业，我们正在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在邓小平的领导和推动下，改革开放成为我国经济生活、政治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主题，成为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成为一场影响深远的伟大革命，成为社会主义自我完善、自我发展的强大动力。
邓小平是善于审时度势的伟大政治家。20世纪 80年代前后，他冷静观察和深入研究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就国际国内大局作出了两个影响深远的重大战略判断。
关于国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我国正处在并将长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邓小平文选》第 3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252页。）后来，在南方谈话中，他进一步发挥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383页。）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是中国的最大国情、最大实际，是新时期我们党全部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关于国际大局，邓小平作出了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问题的重大战略判断。他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南北问题是核心问题。”（《邓小平文选》第 3卷，第 105页。）后来，我们党进一步把“两大问题”概括为“两大主题”，并据此提出了“重要战略机遇期”理论。这是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和外部条件。充分认识和切实把握运用好我国所处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以我为主，趋利避害，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对于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至关重要。
在这两个重大战略判断的前提和基础上，邓小平作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战略决策，包括实现全党工作重点的战略转移、确立“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制定“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党的建设等各方面一整套方针政策；包括决策恢复高考；推行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创办经济特区；确立对外开放基本国策；决策实施“863”计划；包括恢复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推动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科学评价毛泽东同志和毛泽东思想；平反冤假错案；实行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针；提出一系列“两手抓”方针；把制度建设和民主法治建设突出提到全党面前；实行百万大裁军；提出“一国两制”方针，解决香港、澳门问题，等等。这一系列战略决策，有力地推动了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
特别值得提起的是，邓小平在推进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牢牢把握了三个重大历史节点，“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引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航船，乘风破浪，胜利前进。
第一个重大历史节点，是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中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局面。邓小平及时向全党发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战略号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重新恢复和确立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实现了全党工作重点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确立了邓小平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地位。有的同志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意义不低于 43年前的遵义会议，这是很有道理的。这两次会议虽然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但有一个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实质上分别确立了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实现了我们党从遭受严重挫折到走向新的胜利的伟大转折。
第二个重大历史节点，是 1989年平息北京发生的政治风波。邓小平领导全党果断平息了政治风波。1989年 6月 9日，他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重要讲话中，
科学分析了形势，明确而肯定地向世界宣布，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动摇，坚持“三步走”的战略目标不动摇，坚持十三大概括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动摇，从而在重大历史关头，鲜明地回答了中国举什么旗、走什么路、朝着什么方向前进的重大问题，稳定了大局，进一步坚定了改革开放的战略决心，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
第三个重大历史节点，是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南方，就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不移地抓住机遇，加快改革开放步伐，集中精力把经济搞上去等一系列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具有深远意义的重要谈话。这既是一篇集大成的谈话，概括了邓小平理论的主要之点，又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新的宣言书，再一次从根本上排除了“左”和右的干扰，把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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