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邓小平根据80年代以后国际战略格局的变化，得出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战略结论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对战争与和平问题曾作过科学分析。他指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存在，但只要和平力量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制止的。
但是60年代后，国际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是苏联在中苏、中蒙边界大量增兵，我国北部边疆受到威胁；二是中印边界战争后，印度当局不甘心失败，继续坚持与我为敌，使我国西部、西南部边疆依然处于侵略战争的威胁之中；三是美国对越南侵略战争升级，从南线对我国构成到巨大压力；四是台湾国民党当局对大陆加紧武装袭扰活动，叫嚣“反攻大陆”。一时间，东西南北都有威胁。随着这种情况的出现，毛泽东和我们党一般不再说大战可以避免之类的话。到了60年代中期，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战争危险的估计由“两种可能性”转到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认为已“迫在眉睫”。特别是到了1969年，党的“九大”政治报告提出：“我们作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核战争”。把战略指导的着眼点放在时刻准备打大仗上，使国家和军队长期处于临战状态。
进入80年代，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求实精神，分析国际战略形势，考察世界战略格局，依据不断变化的新情况，对世界战争与和平问题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1984年l0月，邓小平在与联邦德国总理科尔谈话时指出：“我们曾经谈到战争危险，现在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一点变化。我们感到战争危险仍然存在，仍要提高警惕，但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爆发的因素在增长” 。同年11月，他在军委座谈会上指出：讲战争危险，从毛主席那个时候讲起，讲了好多年了，粉碎“四人帮”后我们又讲了好久。现在我们应该真正冷静地作出新的判断。这个判断，对我们非常重要。没有这个判断，一天诚惶诚恐的，怎么能够安心搞建设?也不可能确定我们建军正确原则和方向。1985年6月．他在军委扩大会上进一步明确指出：过去我们的观点一直是战争不可避免，而且迫在眉睫。但现在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战争力量的增长，在较长时间内不发生大规模的世界战争是有可能的，维护世界和平是有希望的。1987年6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再次强调：对于总的国际局势，我的看法是，争取比较长期的和平是可能的，战争是可以避免的。
邓小平得出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战略结论，是有其客观根据的。其主要依据是：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超过了战争力量的增长；超级大国拥有足以毁灭对手的核力量的相互威慑状况，对他们发动世界大战是一种制约；世界和平力量团结一致的努力，打乱了霸权主义者发动战争的战略部署；国际间竞争的重点转向以发展科技为主的综合国力的较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不断发展也成为制约战争的重要因素。邓小平特别强调发展问题是个核心问题，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要靠发展来维护和平。他多次指出：我们现在的观点是战争应该避免，也可以避免。问题在于和平力量、一切不愿意战争的力量要发展起来、团结起来。如果世界和平的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可以避免世界大战。中国的发展是和平力量的发展，是制约战争力量的发展；中国发展得越强大，世界和平就越靠得住。
邓小平关于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战略结论，它包含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方面“大战”一时打不起来。随着和平力量的不断增长，世界战争是可以避免的，我们可以争取到一个较长时间的和平环境。另一方面，霸权主义是当代战争的根源，战争的危险依然存在，“小的战争”不可避免。要紧紧把握这样两个方面，忽视或丢掉其中任何一方面，都会犯历史性的错误。
邓小平关于新的世界大战有可能避免的战略结论，是对当代国际战争力量与和平力量的实际状况和运动规律的深刻揭示，反映了时代发展的新趋势和特点。正是依据这一战略结论，邓小平领导我们党和国家果断地实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工作重点转移；正是依据这一战略结论，邓小平作出裁军百万，领导我军实现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临战状态转到和平时期现代化革命军队建设轨道上来；也正是依据这一战略结论，我国才把时刻准备举国迎敌的全面反侵略战争的军事战略，转到适应国际形势变化和新时期国家安全与发展的需要，以应付可能发生的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军事战略方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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