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威、罗素不约而同来到上海
今天，当一些西方汉学家回望中国的“五四”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在这场始于中国知识分子的时代洪流中，也有欧美思想家的身影。１９１９年至１９２１年之间，美国哲学家、教育家约翰·杜威，英国哲学家、思想家伯特兰·罗素相继来到中国。杜威是五四运动的见证者，在中国开展了长达两年多的访问及演讲，罗素在五四运动发生后的第二年来到中国，停留长达１０个月。
杜威和罗素都是坐船来到中国的，他们到中国的第一站都是上海。１９１９年４月３０日下午，五四运动爆发前４天，杜威乘坐的客轮停泊在上海港，他的中国之旅就此展开。五四运动发生后，杜威曾在上海与孙中山见面。杜威后来在给女儿的信中描述了与孙中山共进晚餐的情形，其中包括讨论“知易行难”与“知难行易”的问题。
种种迹象表明，杜威被中国“迷住了”，他将自己的行程一拖再拖，在华足迹遍及了当时的１０多个省。到了１９２０年，杜威在其《中国的新文化》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为中国未来的希望打下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比杜威年轻１３岁的罗素，则在１９２０年１０月来到中国，首站也是上海。史料记载，罗素对中国社会的现状十分感兴趣，自称“不是来谈哲学问题的”，“是来研究中国的社会状况的”。昔日罗素访问过的上海“申报馆”大楼，如今仍默默伫立在汉口路山东路的转角处。
杜威和罗素的到访，适逢五四精神风起云涌，两人一场接一场的演讲，也为新文化运动推波助澜，他们的言论时常出现在同一报章的同一个版面上。已故美国著名汉学家费正清曾指出，伴随五四运动的发生，杜威和罗素的到来，使“赛先生”（科学）与“德先生”（民主）的理念，以及社会主义的进步思想进一步在中国传播开来，他们的演讲拥有大量听众。费正清还在《伟大的中国革命：１８００－１９８５》一书中感慨于上海这座城市对思想传播的进步意义。他写道：上海就是这样扮演了许多角色－－在出版业、报纸和日趋活跃的舆论的支持下，上海还成为中国改革和革命思想的主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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