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百姓是天
“修红旗渠就是办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满意了，你这事儿就做对了。”杨老耳朵有点儿背，戴上助听器，说起红旗渠来依然是神采飞扬。
老百姓是天，做老百姓满意的事，是杨贵一生的信守。
在河南林州采访三天，在讲述红旗渠的故事时，每个采访对象都会提到老书记杨贵。有人说，老书记就是红旗渠的“总设计师”；有人说，没有杨贵就没有红旗渠；有人说，写红旗渠的报道，如果少了老书记就不会有看头。2014年1月26日，记者终于在北京医院病房见到了86岁的老书记杨贵。
与辽宁有缘
听说记者是从辽宁党刊集团来的，杨老说：“我与辽宁有缘啊！”老人家回想起了抚顺的棚户区改造。他说：“那就是民心工程，让老百姓受益的事儿，我们就得办好。”
2004年，作为国务院扶贫办顾问的杨贵，随同中央调查组组长、全国政协常委胡富国到抚顺棚户区调研。当时，他已经过了古稀之年，中央派他去，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有做好群众工作的经验。
杨贵知道，抚顺已有100多年的煤炭开采史，新中国成立以来，向国家上缴利税700亿元。新中国的第一桶油、第一吨镁、第一吨硅、第一吨钢、第一台挖掘机，都是出自抚顺。然而，抚顺的产业工人，特别是矿区职工，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居住条件还十分简陋。“屋里小半间，头顶能望天。四世同堂住，睡觉肩挨肩。”调研时，他听到百姓中间流传的这段顺口溜，心里很不是滋味。
正是雨季，他踏着泥泞的小路，走进一个个矿工居住的房子，拥挤、简陋，生活境况极度艰难，杨贵不禁泪水涟涟。
之后，杨贵所在的调查组向党中央递交了一份准确翔实的报告。在辽宁省委的正确领导和强力推进下，抚顺的棚户区改造拉开了序幕。
工程开工一年后，杨贵又一次来到抚顺，一个刚刚搬进新居的老汉认出了他，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不多时，许多老百姓都围了过来，千恩万谢中，人们并不知道他就是当年带领林县人民修红旗渠的杨贵书记。
站在漳河边上的思考
话题又回到红旗渠。“修红旗渠就是办老百姓的事儿，老百姓满意了，你这事儿就做对了。”杨老耳朵有点儿背，戴上助听器，说起红旗渠来依然是神采飞扬。
在医院住好长时间了，老人想念红旗渠，提到“红旗渠”这三个字，就像提到久别的亲人。
那是杨贵被任命县委书记后的第一次下乡。
一个大热天，杨贵走进一个老百姓家，对主人说：“天太热了，我想洗把脸。”老乡转身进屋端了一个大碗出来。杨贵以为老乡听错了，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其实，老乡没有听错，因为在那里人们几乎都不洗脸。
杨贵只好在大碗里洗了洗手，顺手就把洗过的水倒了。没想到，就这么一个动作让老乡心疼得脸都红了。事后，杨贵才知道，林县缺水啊，那一碗水让老乡心疼了好长时间。
林县有1200个自然村，杨贵上任之后跑遍了大部分村庄，越发感受到林县所有问题的根源就是一个水字。
于是，杨贵下决心要摸清大自然的脾气，重新安排林县河山，解决林县缺水的问题。从1955年起，杨贵带领当地群众相继修建了抗日渠、天桥渠、英雄渠和3座水库。可是，这些工程依然不能彻底改变林县缺水的困境。
上任之前，杨贵在安阳地委工作，他了解安阳的历史，知道战国时期西门豹治邺的故事。故事里的邺郡，就是现在安阳一带。那个年月，当地百姓守着一条漳河，天灾人祸不断，只好纷纷逃离家园。找不到治水的办法，迷信的地方官只好想出了让老百姓家的女儿嫁给河伯这么一个荒唐的办法。西门豹到任后，面临的同样是漳河泛滥，但他却懂得“求人不如求己”的道理。于是，他开始带领老百姓治理漳河水患，造福一方百姓。
西门豹治邺的故事让杨贵得到了这样一个信息：漳河水源丰富。2000多年后，身为林县县委书记的杨贵站在漳河边上打起了主意。
杨贵寻访当地百姓，翻阅水文资料，了解到漳河分为清漳和浊漳，清漳水清但流量小，浊漳水浊但流量大。他想，如果能够把漳河水引进来，林县就有救了。
于是，引漳入林的概念在他的脑海里形成。可是，漳河的水源在山西省境内。别无选择，杨贵给当时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史向生写了一封信，反映了林县人民缺水的痛苦，并在信中首次提到了引漳入林的设想。这封信不是寄出的，而是派县里的农工部部长王才书专程送达郑州。
史书记看信之后很受感动，随即和省委秘书长戴苏理一起给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王谦和和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写了一封求援信。
拿到省领导的亲笔信后，王才书连夜乘火车赶往山西太原，那时已是腊月二十九了，几经周折才把信交到了山西省委领导手里。王才书交过信后并没有返回林县，而是蹲在山西省委外面等消息。
与此同时，杨贵和其他几位县委领导也很着急。大年初一一早，他们不约而同地来到办公室坐等消息。这时，杨贵突然间想到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笳和林县是有渊源的。
战争年代，陶鲁笳曾担任过太行五地委书记，而太行五地委就设在林县。杨贵知道，陶鲁笳吃过林县的百家饭，和林县的百姓是有感情的。最重要的是，陶鲁笳对林县人民缺水的苦难非常了解。想到这里，杨贵拨通了陶书记的电话。
电话里，杨贵先拜年，再说引漳入林。没想到，陶书记对此事这么重视。大年初五，便召集相关人员开会，就引漳入林问题进行专题研究，结果令人鼓舞——同意。
第一张设计蓝图
山西省委反馈的意见是，引漳入林的起点定在山西省平顺县一个叫侯壁断的地方。
如果从侯壁断引水，到林县总干渠的终点有70多公里。而这70多公里必须保持一个平缓的坡降，整体落差不能大于10米。否则，其结果将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为百姓修渠，就得为百姓着想。杨贵在县委会议上明确指出，为了不影响老百姓的正常生活和生产，一定要尽量避开村庄，避开耕地，免得水渠修成的时候却没地可浇了。所以，从太行山的半山腰上修渠成了最佳选择，但同时也加大了施工的难度。
这么大的一个工程，这么精确的一个测量标准，谁能担当这个重任呢？杨贵书记想到一个活跃在水利工程工地上的年轻人——吴祖太。
杨贵也在想，把这么大的一个工程交给这么一个年轻人，是不是太草率了。可是，在那个人才奇缺的年代，那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就是这么一个年轻人，挑起了红旗渠设计的大梁。杨贵大力支持，在那样一个极度困难的年月，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让吴祖太大胆地投入到测量工作之中。
70多公里，在平地上可能不算什么，但是测量工作是在太行山的悬崖绝壁上，上不着天，下不着地，都是人类从来没有涉足过的。有时候，悬崖上连一块儿可以放水平仪的地方都找不到。没有办法，测量小组的同志就用绳子把自己拴起来固定在悬崖边上，将水平仪的一个脚放在悬崖边上，另两个脚就放在自己的肩上。
饿了，他们就从上衣口袋里摸出干粮啃两口，渴了，就从山岩上敲块冰含在嘴里。吴祖太和测量小组成员就是凭着这么一股干劲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很短的时间内交上了第一张设计蓝图。
图纸有了，但是问题又来了。有一天，河南省委书记处书记杨蔚屏到林县视察。沿着渠线走了一段，他一句话也没说。坐下来歇息时，他向杨贵提出了几个问题：“渠线勘测准吗？经过几次复测？如果说渠修成了水流不过来，你怎么办？你们引浊漳河的水，它的流沙量有多大？你们想过没有，如果泥沙一旦将渠道淤积怎么办？这些环节有一个地方出了问题你都不好交代。”一席话把杨贵吓出了一身冷汗。
杨贵连夜把水利局局长找来，他说：“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我们都会成为林县的千古罪人。我们只能从太行山山顶跳下去给老百姓一个交待。”随后，水利局局长马上组织测量小组对修渠线路进行了复测，又请省里的专家进行技术把关。最后证实设计无误时，杨贵心里才算踏实了一些。
红旗渠上的“遵义会议”
当时，林县人修渠有一种盲目的乐观。普遍认为，这渠是为自己修的，缺啥就不缺人。有人说：“不就是70多公里吗？我们上10万人，3万人搞运输，7万人挖渠，一人修一米，两个月这段渠就修成了。”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那么回事儿，几万人呼啦一下拥到太行山上，排成了一条长龙，很快后勤保障就跟不上了。
当时，一般是一处施工，多处备料。70多公里就那么几个技术员，他们每天不停地奔波于每一个工段之间，有时跑一个工段就需要三五天的时间，要想使整个施工工地都得到及时的技术指导，是根本做不到的事。工地上的民工各自为营，不是挖高了就是挖低了。看着漫山遍野的人，一个一个鸡窝坑，杨贵马上预料到了问题的严重，如果不及时解决，工程的预期和效果不堪设想。于是，他紧急召开了林县县委班子全体会议。
会场就在一个叫盘阳的小村庄，后来人们把它叫作“盘阳会议”，也有人叫它红旗渠上的“遵义会议”。
会上，他们就引漳入林工程存在的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原因找到了，就是施工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太分散，就像一群人拿了一桶水去浇一亩地，根本连个湿印都找不着。只有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才能出效果。会议决定，将70多公里的工程分成四段，把每一段都当成一个战役来打，而每一个战役都要领导、劳力、物资、技术相对集中。集中精力，修一段，成一段，见效一段，这样可以让大家看到引漳入林工程的收益，不断树立大家的信心。
盘阳会议上还有一项重要的决议，就是为了鼓舞林县人民修渠的斗志，把引漳入林工程改名为红旗渠，意思就是高举红旗向前进。在那个时候，每一个修渠人都明白，只要这样不停地修下去，虽然还会有很多困难，但总有一天会把红旗渠修成的。
这次会议后没多久，山西省境内的20公里就修通了。第一个战役打赢了，看着流过来的渠水，极大地坚定了林县人修渠的信念。
如实说出心里话
1961年7月初，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到河南新乡七里营视察后，参加了新乡地委在豫北宾馆召开的一个会议。会上，就有人趁机向他反映林县的问题。说林县的老百姓吃不饱，生活非常难，但林县县委死抱红旗不放，还在搞什么红旗渠工程。谭震林听了非常生气，因为那时国内经济非常困难，老百姓生活非常苦，为了体恤民情，中央一再要求国内基础工程项目全部下马，在全国实施百日休整。在这个时候，要是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怎能不让谭震林勃然大怒呢。他指示马上派人把杨贵叫过来，如果情况属实，一定严肃处理。
那个时候，红旗渠第二期工程已经开工一个多月，他们把这第二战役叫“乘胜追击”。正在指挥“战役”的杨贵接到通知后，还以为是让他去汇报红旗渠工程进展情况呢。
杨贵从工地上急急忙忙就赶到了地委，直奔会场。进了会场，他发现气氛有点儿不对，所有看见他的人都不跟他打招呼，有人还躲着他走，弄得他一时摸不着头脑。
晚饭后，杨贵当年的一个老战友悄悄地敲开了他的房门，悄悄地将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并嘱咐他第二天开会时最好主动作好检查，争取领导的谅解，说完之后赶紧就走。
那一夜，杨贵一直没睡，他也想不通。
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当主持人说到由县委书记发言的时候，与会的人员谁也没有说话，目光都齐刷刷地移到杨贵身上。一见这阵势，杨贵心里清楚，这个会就是针对他开的。他想，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不就是要为老百姓办实事吗！在林县为人民谋利益，不就是要修渠引水吗？这也错了吗？想到这里，他双手撑着桌子站起来，如实地把心里的话说了出来。
他说：“林县千百年来饱受着缺水的苦难，多少人因为缺水卖儿卖女，多少人因为水离乡背井，又有多少人因为水家破人亡。他们惜水如命，林县历史上因为没有水饿死的人成千上万，祖祖辈辈缺水、盼水。共产党来了，乡亲们才看到了一点希望。现在，红旗渠第一个战役我们已经打赢了。自然灾害是事实，但是你光坐在那儿等老天爷恩赐你，是战胜不了自然灾害的，不修渠也可以，我的乌纱帽保住了，但是遭罪的还是老百姓。我是共产党员，党的干部，党性原则不允许我眼睁睁地看着地里长不出庄稼，十几万人要翻山越岭，远道去挑水吃，我们修渠为什么？为的是给人民一条生路，为的是林县的老百姓，为的是后代子孙，我们问心无愧，如果有错，责任在我。但是我说的都是事实，请组织上调查。”
杨贵发言的时候，很多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谭震林一句话也没有说，一直静静地听完他的发言。休会时，他第一个步出了会场。
会后，谭震林马上派人组成调查小组到林县调查，调查结果很快就出来了，证明杨贵说的全是事实。谭震林对林县修建红旗渠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且给予了高度的赞扬，明确要求河南省委一定要支持修建红旗渠工程。
永远是老百姓的书记
在河南老百姓当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怀念三书记。这三个书记，一个是兰考县的焦裕禄，一个是辉县的郑永和，还有一个就是林县的杨贵。
如今，杨贵的名字远没有红旗渠那么响亮，但他的命运和红旗渠的命运却与动荡的政治岁月联系在一起了。
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经过了5年艰苦奋斗，1965年红旗渠建成了最艰险的总干渠，1966年又建成了3条干渠。《人民日报》、新华社等各大新闻媒体都对红旗渠和林县山区建设成就做了报道。周恩来、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也多次表扬了红旗渠。由此，林县县委在《人民日报》配发的一篇社论中获得了“马列主义县委”的美誉。
然而就在这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从天而降。在人们还没来得及消化事态发展的来龙去脉时，杨贵就因为与红旗渠的关系，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红旗渠工程也被迫停止。
杨贵告诉记者：“造反的人是在夜间敲锣打鼓来揪我的，他们说林县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说我杨贵是走资派。”
那是1966年9月20日深夜，一支从安阳赶来的造反队伍围堵在林县县委大门，高喊着“坚决揪出杨贵”的口号。此时的杨贵，因患急性阑尾炎正在办公室里输液呢。
“林县是假红旗！杨贵是走资派！”“不揪出杨贵誓不罢休！”9月21日凌晨，周围的干部群众被一阵阵口号声惊醒，他们不约而同地会聚到县委门口。等到天亮的时候，附近群众就来了1万多人。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杨书记究竟错在哪儿了。
聚集的人群越来越多，被激怒了的林县人，开始和造反派面对面地辩论起来。有人指着造反派头头的鼻子尖问：“杨书记带领俺林县人修红旗渠是为了老百姓，你来搬过几块儿石头？”有人说：“有了渠，有了水，俺就能过上好日子。你们故意捣乱，搞破坏，是没安好心！”……
里三层，外三层，里面的杨贵出不来，外面的造反派进不去。为了控制势态，杨贵只好忍着病痛爬到大门顶上去做群众的工作。他说：“大家都回去吧，我没有啥事情，我这儿有些事情要和地委来的同志们谈谈。”
群众散去后，杨贵安排人给这帮造反的人做了早饭，饭后又亲自把他们送回安阳。到了安阳，杨贵看到到处都是大字报，有的上面写着“特好消息，东挖焦裕禄的墓，北罢杨贵的官”。而这帮人却一反常态，硬说是杨贵发动群众打了他们，镇压了他们。他们就向中央发电报，去造河南省委的反，要求撤杨贵的职。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九二一”事件。
后来，杨贵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他白天被关到一个小黑屋里，晚上拉出来批斗。每次批斗结束时，总会有群众噙着泪花往他口袋里塞个鸡蛋什么的。有一次，一个大嫂端了一碗水，送到他面前说：“杨书记喝口水吧！”身边批斗他的人却说：“他的书记职务已经被撤了，以后你们不能再叫他书记！”大嫂扯开嗓门儿回答：“他不是你们的书记，永远是俺们老百姓的书记！”
杨贵实话实说：“比起其他被揪出来的人，我还算幸运的，没有受太多的苦，还遇到了不少好人。”当时，林县的群众把他从造反派手中抢出来，从山西辗转到北京后，被新华社记者方徨藏在自己的家里。由于安阳的造反派进京四处打探杨贵的下落，后来得不秘密转移到国务院港澳办公室副主任李后和新华社记者陈竞明夫妇家躲避。
杨贵告诉记者：“当时《人民日报》、新华社的记者都知道我这个人究竟是好人坏人。所以，我在人家家里一住就是两三个月。”
后来，方徨、陈竞明和《人民日报》记者宋铮、李克林联名给周恩来总理和李先念副总理写信，说他们多次去林县采访，知道杨贵是个好人。周总理接到信后，立即给河南省委书记刘建勋打了电话，要求设法保护杨贵的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