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起草的西南局批转川西区党委关于处理匪特结合封建势力进行破坏的经验
“过好胜利关，不做李自成”，是当年离开西柏坡前往北京“赶考”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的一个共同回答，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邓小平等人主政西南的成功实践。
新中国成立初期，大西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十分特殊，邓小平及其领导的西南局面临着十分严峻的考验——
政治上，西南曾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巢穴，各种矛盾相互交织，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国民党在溃逃时潜伏的大批残余势力，同地方封建势力勾结，组织土匪，发动暴乱，企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能否剿灭土匪、肃清匪特、涤荡旧社会的污泥浊水，净化社会环境，迫切地摆在了新生的人民政权面前。
经济上，西南是一个十分落后的千疮百孔的烂摊子，生产萎缩、物价飞涨，投机猖獗、市场混乱，交通梗阻、民生困苦。新生人民政权有没有能力把经济形势稳定下来，把生产恢复起来，从而在政治上站住脚，这是当时比剿匪更加困难的新的严峻考验。
民族关系上，西南是少数民族最多、最复杂的地区，如何实现少数民族的解放，增进民族团结，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巩固西南边疆，这是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
更为严峻的是，面对复杂的局面和艰巨的任务，当时西南地区党员、干部总量不足，加之在胜利面前，党内部分同志滋生了不愿再艰苦奋斗，骄傲自满，以功臣自居的错误思想和行为。
针对这些问题，以邓小平为首的西南局把加强党的建设作为执政的根本保证，为加强党的思想、作风、组织和制度建设等作了大量有益的探索，为我们党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过程中搞好党的作风建设、提高拒腐防变能力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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