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顿党员干部的思想作风
是建设西南的百年大计
随着西南的解放，大西南回到了人民的怀抱。在取得胜利的形势面前，西南党内部分同志经不起进城的考验，进而发展到贪污腐化，有的甚至对自己的婚姻也采取不负责任的态度，闹着要“改组”。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行为也逐渐多起来，统一战线中狭隘的关门主义思想也有所抬头。
早在湖南常德时，邓小平就对进军大西南的党员干部敲响了警钟，他指出：进城后一定要发扬革命传统，纪律严明，爱护群众，要万分警惕李自成入北京后的享乐思想。李自成的失败就是前车之鉴。1950年元旦，邓小平起草了一份热情洋溢的感谢电，指出：在欢庆胜利的日子里，第二野战军的指战员们首先想到的是华北地区、华东地区和华中地区的父老乡亲，深刻铭记第三、第四和第一野战军及华东、华中、西北的党、政府和人民所给予的热情帮助和鼓舞。感谢电通篇用事实说明了一个道理，即二野取得的所有胜利，都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人民的全力支持和兄弟部队的密切配合下取得的，胜利应归功于人民。
1950年1月，邓小平在二野三兵团一次师以上干部会上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即“仗打完了没有？”他指出：“当前，九十万国民党部队尚待改造，六千万基本群众尚待发动，数十万土匪尚待清剿，广大农村的政权还没有建立，破产的城乡生产还没有恢复，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可我们有些同志却认为仗打完了，该享乐了。这是何等的危险和可怕！”
6月，邓小平在《关于整风问题的报告》中，对西南地区整风运动的紧迫性、目的和意义都作了精辟论述，对西南地区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产生和发展的根源进行分析，指出了克服党内不良倾向的方法和步骤。他指出：今年5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要进行一次整风，中央指出目前我们党内主要错误是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在西南来说这个问题比其他地区有过之而无不及。在西南还有两种倾向，一个是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一个是正在发展的蜕化、腐朽思想，也是要在整风中加以克服的。他并就这些不良倾向作了具体分析：
关于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问题。首先表现在征粮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有的部门为完成任务，不择手段，随便扣押捆打，采取游行罚跪等错误作法，甚至有个别逼死人的。在税收工作中，部分地区提出只要有交易行为，就得收税。如有收草鞋税、10个鸡蛋收3个、3斤酒收1斤米的事。其次是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如个别地区在接管国民党政府公粮时，部分干部工作中粗枝大叶，不认真核对粮仓中的库存，只加上一张封条，就算接管了，造成许多“空仓”，致使国家财产遭受不应有的损失。重庆某厂军代表，由于官僚主义和骄傲自满作风，严重脱离群众，影响工人的主人翁思想发扬，发生了车间秩序混乱、工人磨洋工、坐厕所、松马达、关纱车等现象，坏人乘机破坏机器，严重影响了生产。
为什么会产生官僚主义、命令主义的错误倾向呢？邓小平透彻地分析道：进入西南以来，工作是很繁重的，绝大多数同志，无论在农村还是城市，工作都很努力。但是，如果“工作看起来忙得很，但是实行的是命令主义，违反了政策，脱离了群众，完不成任务，损害了党的信誉”，这就叫做“辛辛苦苦的官僚主义”。
因此，邓小平紧紧抓住重庆某厂军代表犯官僚主义错误、严重影响生产这一典型事例，指示重庆市委、西南工业部和西南工会办事处，要一查到底，使西南各地党组织受到教育。在上级领导的发动下，工人群众批评了军代表，也作了自我批评，提了一百多条意见。厂里召开了临时职工代表会，军代表作了两次检查，使职工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当宣布给军代表撤职处分时，许多工人哭了，纷纷挽留军代表，并检讨自己的缺点错误和对国家财产不负责任的态度。通过这次事件，提高了工人的政治觉悟，加强了生产管理和 劳动纪律，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关于统一战线中的关门主义问题。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的三大法宝之一。但是，在夺取政权以后，是否还需要统一战线，在部分干部中不同程度地存在一些疑惑、动摇。比如：有的同志在工作中往往存在门户之见，使党变成狭小的圈子，从而丧失了领导作用；有的同志从个人而不是从全局考虑问题，怕自己吃不开，因而对于统一战线发生抵触。具体工作上，对于党外人士的职位安排，有的同志不服气；在工商业问题上，有挤垮民族资产阶级的思想；在农村工作中，拒绝与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合作。
针对这些不正确的思想，邓小平尖锐地指出：“不要以为我们几十万军队，一下子可以打倒一切敌人，这种想法是危险的，光靠共产党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我们有些同志的关门主义倾向，是不懂得唯有团结四个朋友（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才能战胜三个敌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才能建设新中国的道理。他们往往夸大党外人士的缺点，不善于或不愿意与党外人士共事，不善于在工作中以自己的模范作用去影响党外人士以促其进步；而对于自己的狭隘作风和违反党的统一战线这样重大的原则性的错误，却漠然不知或采取自我原谅的态度；他们不懂得在西南除军队外，约有十五万到二十万地方工作干部，其中只有三万人是党员，还有少数是团员，其他百分之八十左右是非党团员。党与非党干部的合作问题，就是百分之二十与百分之八十的合作问题。试问：不把百分之八十的人团结好，能够做好工作吗？
邓小平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进城不久，邓小平就在西南局常委办公会上提出由统战部召集一次民主党派代表及民主人士座谈会，他和刘伯承在会上讲话。刘伯承、邓小平还发请柬，请重庆市各界名流吃饭，和大家见面，向他们请教。农村减租退押、清匪反霸运动和土地改革运动开始后，邓小平及时组织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代表参加，使他们了解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积极投入到运动中去。他还妥善安排国民党军起义将领职位，承认他们对人民事业的贡献。如西南军政委员会中的6位副主席，就有熊克武、龙云、刘文辉3位民主人士；在西南军政委员会各院部会正副职位中，民主人士占1/3以上。当得知国民党匪特残杀我负责干部及民主人士时，他要求要引起严重注意：对于重要的民主人士的保护与对于我们自己的保护一样重要，请公安部门和统战部门加以研究，列入自己的工作范围之内。
关于享乐思想和腐化行为的问题。当时在少数老干部中主要是闹个人享受、婚姻和等级待遇问题。有个别干部公开表示：“我有两个问题要求组织解决，一个是讨老婆，一个是要地位。”西南公安部一位干部竟说：“不让我当处长副处长，让我当科长不干。”某医疗队干部中有比水笔、比皮鞋、比花被面子的所谓“三比”。某市委9个委员7个闹离婚；云南一个师政委兼地委书记，因为闹离婚被其妻用枪打死，影响很坏；贵州省绥阳县县长李民在山东解放区已结婚，到贵州后，采取欺骗的手段，与一位青年学生结婚，他的妻子从山东来到贵州后，进不了县政府，孤儿寡母只好在县城流浪。
针对这些不健康思想和行为，邓小平毫不留情地批评道：还有一个干部婚姻上的问题，现在到处在闹“改组”。这种人往往引婚姻法作根据，说婚姻法上规定有婚姻自由，于是不管政治条件，不管儿女幸福，不管道德不道德。有的闹得影响很坏，工作也受损失。有的甚至使出流氓威胁手段。这种现象如不纠正，不但影响工作，损害党的声誉，而且要垮掉一些同志。
邓小平紧紧抓住贵州绥阳县长李民犯重婚罪的事实，指示西南高级法院一查到底，严肃处理，要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利。1953年2月，“李民重婚罪”案件进行了公开审理，李民被开除党籍、公职，判处一年半的有期徒刑。《新华日报》进行了公开报道，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震撼，对党员干部起到了警示作用，及时刹住了一些老干部进城后见异思迁、摒弃糟糠之妻的“改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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