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保障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
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组织原则，也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在党的生活中的应用。主政大西南时期的邓小平，非常强调加强党的制度建设，主要抓了坚持每两月的汇报制度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贯彻。
坚持每两月向上级汇报的制度。早在战争年代，邓小平就要求所属部队和地方县团以上单位必须坚持每两月向上级综合汇报。进城前后，邓小平更是强调加强督促，然而，大西南解放以来的各种工作千头万绪，种种无组织无纪律违反政策的现象屡有发生。首先表现在剿匪问题上，初则放弃了必要的镇压，后又发生乱扣、乱打、乱杀现象。例如有的县动辄扣押两三百至四五百人，仁寿县第五区，在两个月内未经上级批准就自行枪毙了18个人。江津一次杀40多人，其中经上级批准的不及1/10。其次，表现在不经请示批准，随便规定政策，乱出布告。如川北旺苍县未经地委批准，一连发出4个不合时宜的政策性布告。再次表现在镇压反革命的问题上，川南有的地区不分首恶与次恶，杀了一些可杀与不可杀之间的人。杀人根据片面材料，甚至搞假材料，审查批准手续废弛，对处死刑者不经人民法庭判决。川东涪陵地委，在党委决定将批准杀人权收缩到区党委后，又擅自批准赶杀一批。
1949年12月11日，邓小平在西南局常委第一次办公会议上重申：必须坚持“两月的汇报制度”。他指出：进入大西南以来，无论城市还是农村，各种工作政策性很强，必须坚持重大事情及时汇报，综合情况两月汇报的制度。
二野五兵团杨勇、苏振华给邓小平的电报中提出在贵州集中精力打击国民党中央系的问题。邓小平及时回电指出：不可笼统提出集中力量打击中央系方针，这样可能形成打击面过大。而所谓中央系中极大部分人，都在动摇，我们的策略应是给以改过自新和生活之路，借以分化反动营垒，孤立最反动分子，减少革命阻力。邓小平的意见符合当时贵州的情况，使贵州的工作走上正轨。以后，邓小平在致川东区党委书记谢富治、川西区党委书记李井泉、云南省委负责人于一川的电报中，就川东的税收、川西的征粮、云南的少数民族工作传达了西南局的指示，解开了省、区领导人在这些问题上的困惑。
邓小平不仅要求下级要请示报告，他自己更是坚持每两月亲自起草向党中央的综合报告。1950年2月，他就西南局两个月工作情况向刘少奇并中央作了综合报告和请示，反映了城市管理、农村工作、剿匪问题、对国民党90万起义投诚部队的改造和处理，以及统战工作问题的做法和情况。刘少奇在给邓小平的复电中说：“2月18日寄来的综合报告阅悉。中央对于西南局过去工作的估计及今后工作的方针，完全同意你的意见，望督促全党全军努力付诸实施。”
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大西南解放后不久，各省、市、区比较普遍地召开了党的代表会议，对发扬党的民主起了一定作用。但是，部分地方党委在执行中存在问题，党委书记包办一切的“一揽子”作风甚为普遍。某些县只有党委活动，而县政府县长形同虚设。如川东铜梁县，在几个月的紧张征粮工作中，县政府从未召开过一次区长联席会，大小问题都是由县委直接解决，县委书记包办，大大妨碍了政权在斗争中的作用，妨碍了党委委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工作遭受损失。有的干部存在包办代替的作风，表现在建立和整顿农协组织、分配斗争果实和划阶级成份中。如贵州清镇卢荻哨改选农协主席时，干部见内定应当选的原农协主席碗里投的苞谷米少，就抓了把苞谷米偷放其碗内计票。有些地区在分斗争果实、分土地、划成份中虽让群众充分发表意见，但群众提了意见就要群众“反省检讨”，结果群众有话不敢讲，出现“分啥就是啥”、“划啥就是啥”的现象。
邓小平指出：党委制是保证集体领导、防止个人包办的党的重要制度。近查有些领导机关，个人包办和个人解决重要问题的习气甚为浓厚。重要问题的解决，不是由党委会议做决定，而是由个人做决定，党委委员等于虚设。所以，必须健全支部，严格党的支部生活，认真建立学习制度，经常吸收新的营养，加强党的战斗力，更好地完成党交给我们的繁重任务。
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大西南也和全国一样，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的新时期。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全面进步的同时，如何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仍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大问题。邓小平在西南时期有关党的建设的思想和实践，诸如思想作风教育先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清除腐败分子，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等等，仍然焕发出时代的光芒。
（作者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征研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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