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60年代初，邓小平虽然认真总结了人民公社的经验教训，但对人民公社的认识还没有突破当时的一种大的“框框”，这个“框框”就是充分肯定人民公社是一个大前提。纠正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也只是在大的“框框”下“修修补补”。邓小平虽然强调发展生产是人民公社巩固的关键，但他没有认识到人民公社的这种所有制形式并不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他虽然对一些地方认为已经进入或即将进入共产主义表示不赞成，但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标准的解释也不完全准确，实际上就是他后来所说的当时并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他虽然对“包产到户”、“责任到田”等形式表示同意，但他也不同意从根本上否定人民公社这种体制。所以当毛泽东批评“单干风”时，他还是保留了自己的意见。
邓小平是一个政治原则高于一切的人，他对人民公社问题思考的局限性还有当时国际国内的政治原因。1958年前后，赫鲁晓夫关于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调子唱得很高。当时中国把自己看做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一员。赫鲁晓夫这个调子，自然会对中国产生重要的影响，所以，在中国共产党内，包括邓小平都认为实现共产主义已经为期不远了。后来，随着中苏之间分歧愈来愈明显，苏联曾批评和怀疑我们的人民公社，这样，对如何看待人民公社中出现的问题，从政治上考虑的因素大大加强了。当时国内反对彭德怀右倾的斗争也使得我们党不能正视人民公社中存在的问题。全党包括邓小平在内，即使在60年代初总结人民公社经验教训，还是在肯定三面红旗的前提下来进行的。因此他对人民公社问题的反思还存在着片面的地方。
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对毛泽东十分尊重，他对人民公社问题的反思，对人民公社运动中出现的错误进行纠正，都是在毛泽东同意的情况下着力去办的，一旦和毛泽东的意见相左，他还是服从毛泽东的意见。
80年代初，农村人民公社制度所以能够废除，主要是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了一个正确的认识。在农村改革初期，邓小平就号召全党解放思想。1980年4月他指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邓小平认为，不要光喊社会主义的空洞口号，社会主义不能建立在贫困的基础上。1980年5月，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的经济政策到底对不对，归根到底要看生产力是否发展，人民收入是否增加，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空讲社会主义不行，人民不相信。”他说，我们在一个长时期内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从1957年起，我们的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拿农村来说，至1966年的10年间，农民的收入没有增长多少，多数地区的农民还处在贫困状态。“文化大革命”时期情况更加困难，如果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因此，邓小平支持农村改革，赞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赞同废除人民公社的体制。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广，冲击了人民公社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邓小平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邓小平论述的第二个飞跃，反映了邓小平对中国农业未来的思考，体现了中国农民的真正希望所在。
（原载《党的文献》1999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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