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邓小平指出：“搞社会主义一定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也就是毛泽东同志概括的实事求是，或者说一切从实际出发。”可以说，这是对社会主义历史经验的一个根本总结。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是科学，就在于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马克思、恩格斯比空想社会主义者高明的地方，不在于他们比空想社会主义者更周密、更细致地勾画出一套社会主义的理想方案，而在于他们创立了唯物史观，从劳动发展史中找到解答人类社会发展之谜的钥匙，揭示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进而以这个一般规律为指导，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规律，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工人的秘密，从而找到并唤醒了埋葬资本主义的主体力量——无产阶级。150多年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就是说，他们从来不是从美好的愿望出发，不是从抽象的理性、正义等等原则出发去设计理想社会的方案，而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在批判现状的运动中寻找未来的出路。正如列宁所说：“科学社会主义其实从未描绘过任何未来的远景，它仅限于分析现代资产阶级制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组织的发展趋势，如此而已。” 马克思、恩格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使社会主义理论由空想变为科学。然而，这个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向实践的转化过程中，如果离开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仍然会重新陷入空想。过去我们不顾生产力发展的实际水平，在调整生产关系上盲目求纯，在发展生产力上急于求成，在阶级斗争已不是主要矛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等等，都是由于思想路线的错误导致政治路线和重大决策的失误，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陷入了主观主义空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性转折。这个转折，首先是从端正思想路线开始的。没有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没有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重新确立，就不可能从根本上纠正过去“左”的错误，就不可能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就不可能提出一系列改革开放的新政策。这充分说明，思想路线正确与否，对于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执政党来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中国是如此，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如此。苏联东欧剧变，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且不同国家具有不完全相同的情况，但说到底，仍然是思想路线出了问题。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教条主义、个人崇拜盛行，不仅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错误，而且形成了僵化的社会主义模式，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充分发挥出来。后来一些国家实行改革，又走向另一个极端，犯了右的错误。例如：在思想上，过去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后来则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在政治上，过去搞阶级斗争扩大化，后来则否认一切阶级斗争，搞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过去忽视民主，搞得权力过分集中，后来则在“政治多元化”的旗号下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所谓的“多党制”。在经济上，过去搞纯而又纯的公有制，后来则搞全面私有化，如此等等，这种情况说明，苏东社会主义失败的一个深刻的思想根源在于思想路线的错误。正如毛泽东所说：“一切大的政治错误没有不是离开辩证唯物论的。”
长期的历史经验教训，使我们深刻地认识到：
第一，搞社会主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理论揭示了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实现这一必然性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但是它没有为每个国家提供解决问题的现成答案。各国无产阶级政党在领导本国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探索具有本国特色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列宁指出：马克思的理论“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因此，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成不变的模式。以往社会主义实践的根本教训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了，特别是把苏联的经验和模式教条化了。毛泽东对此有所察觉，曾试图突破苏联模式，走自己的路，但是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而未能如愿。只是在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引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才响亮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开辟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邓小平说：“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必须是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必须是切合中国实际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又说：“在革命成功后，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这是对国际国内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的一个科学总结，具有普遍的意义。破除固定的模式化思想，走自己的路，关键是要对自己的国情有一个科学的认识。其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对本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作出实事求是的估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普遍的教训是对本国社会主义所处发展阶段估计过高，因而犯了许多超越阶段的错误。我国在经过长期实践和探索之后，才深刻认识本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长河中给自己做了正确的定位，并根据这个定位制定和实行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和一整套方针政策。这是对所谓的一成不变的社会主义观念和模式的有力破除。 第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必须随着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发展。列宁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 它只是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党人如果不愿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产生以来的一百五十多年，世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最近几十年，这种变化的剧烈和深刻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邓小平说：“世界形势日新月异，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发展很快。现在的一年抵得上过去古老社会几十年、上百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一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五十年、一百年后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同时，根据时代的变化和新的形势与任务，提出新的理论以解决新的问题。邓小平理论作为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既没有丢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讲了马列没有讲过的符合今天实际的诸多新话，例如：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发展经济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对外开放是我们的一项基本国策；如此等等。他还以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等等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一系列新的科学判断。总之，邓小平理论所以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在于它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它在新的实践基础上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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