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科学总结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
恩格斯指出：“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错误的后果中学习来得快”，“要获取明确的理论认识，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学习，‘吃一堑，长一智’。”邓小平说：“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我们的经验有正面的，也有反面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有用。”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 总结经验，首先有一个总结经验的方法问题。用不同的方法去总结经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甚至完全相反的结论。
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来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至少有三条原则是应当把握的。
第一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不应当过分地强调外因的作用。这一点，不论在历史上，还是在今天，都有一些经验教训值得吸取。大家知道，在遵义会议上有一场争论，即第五次反“围剿”为什么失败了？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德国人李德有一个发言，他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完全在于敌人力量过于强大。这样总结经验实际上是拒绝总结经验。因为革命初期的特点就是敌强我弱，如果敌人强大我们就必然失败，那么我们就永无取胜之日。对此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驳。后来，他在哲学上对这个问题又作了进一步的分析。在《毛泽东哲学批注集》第105—108页，毛泽东写了很长一大段笔记来阐述这个问题，那些思想后来凝结为《矛盾论》“两种宇宙观”里面的关于内因和外因关系的论述。毛泽东在《批注集》中写道：“‘非战之罪，乃天亡我’的说法是错误的。五次[反]围剿失败，敌人的强大是原因，但战之罪、干部政策之罪、外交政策之策（罪），军事冒险之罪是主要原因。机会主义是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在《矛盾论》中，他又指出，“两军相争，一胜一败，所以胜败，皆决于内因”，“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一九二七年中国大资产阶级战败了无产阶级，是通过中国无产阶级内部的（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机会主义而起作用的。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机会主义的时候，中国革命就重新发展了。后来，中国革命又受了敌人的严重的打击，是因为我们党内产生了冒险主义。当着我们清算了这种冒险主义的时候，我们的事业就又重新发展了。”可见，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内因的分析，关键是党的路线是否正确。一个政党要引导革命到胜利，必须依靠自己政治路线的正确和组织上的巩固。苏东社会主义的失败，国外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策略固然起了作用，但是根本的原因是内部问题，是路线问题，政策问题。苏东剧变的历史原因，主要是长期以来思想僵化，体制僵化，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没有能够充分地发挥出来，这种情况引起人们的不满，而人民群众的这种不满意，在有的国家直接地被敌人所利用，社会主义制度就被推翻了；另外一些国家，看到了问题，寻求出路，搞改革，但选择的是一条右的机会主义路线，使得敌对势力利用了这种机会主义而由小变大，或者从内部夺权，或者从外部取而代之，最终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在苏东剧变的情况下，中国的社会主义巍然屹立，蓬勃发展，这从正面又证明，只要共产党有一条马克思主义的路线，任何国际和国内敌对势力的和平演变阴谋都不能够得逞。苏东剧变后，邓小平说，关键是做好一件事，即自己的事。这是非常富有战略眼光的。在南方谈话中他又指出，今后“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首先是共产党的路线要搞好，只要我们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排除“左”的和右的干扰，我们就不会出大的问题，即使出了一些问题，也容易纠正和改正。 第二条原则，总结经验应当着重于对所犯错误内容和原因的分析，不应当过分追究个人的责任。这是一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问题。党在路线上发生了问题，领导人、特别是主要领导人当然负有重要的责任，对于他们的错误和失误应当给予批评，不能含糊敷衍，必要的时候甚至还需要在组织上做出一定的处理。但是，不能把一切过错都归咎于个人，正如不能把一切成就都归功于个人一样。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里谈到我们总结民主革命经验时说：“不应着重于一些个别同志的责任方面，而应着重于当时环境的分析，当时错误的内容，当时错误的社会根源、历史根源和思想根源。”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吸取教训，才能在批评错误时找到改正错误的方法。我们党作的两个历史《决议》都不是过分追究个人责任，而是着重于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错误的内容、产生根源以及今后如何改正错误这样一些方面的分析，体现了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既要弄清思想又要团结同志这样两个目的”的指导方针。苏联人对斯大林所采取的完全不是这种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分析的方法。从赫鲁晓夫开始，一直到戈尔巴乔夫，几十年中，他们一味地咒骂斯大林，好像把斯大林批臭了，问题就都解决了。而对于斯大林时期所犯错误的历史环境，认识上和体制上的原因，以及全党应当从中吸取什么样的经验教训等等，完全没有给予重视，更谈不到进行深入和具体的分析。这样他们就找不到解决问题的出路，相反，在大反斯大林的旗号下，为机会主义的泛滥开辟了道路。 第三条原则，总结经验应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要肯定一切，也不要否定一切。斯大林时期苏联共产党犯了严重错误，包括政治上、经济政策上、对外政策上和民族宗教政策上的错误，这些错误使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蒙受了巨大的损害，并且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产生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但是，我们应当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能认为那时候一切都错了，不能认为斯大林一切都错了，否则就不能解释苏联的经济为什么曾经有过比较高的发展速度，为什么它能够经受住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考验而打败了德国法西斯，为什么原来比较落后的俄国能够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建设成为一个可以与美国相抗衡的超级大国。否定一切，只能导致否定苏联共产党，否定社会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即使是对苏联模式，即30年代苏联建立的权力过分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也应当做具体的分析。一方面，这种体制确有弊病，必须改革；另一方面也应当如实地承认，这种体制有其历史的由来。在战争或严重的战争威胁的条件下，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也曾经发挥过重大作用。所以，应当采取分析的态度。我们党在总结历史经验的时候，采取的不是那种否定一切的形而上学的态度，包括我们总结“文化大革命”的经验教训。我们党的《决议》一方面指出，“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另一方面又肯定，这一时期“党、人民政权、人民军队和整个社会的性质都没有改变”。我们在指出毛泽东同志晚年严重错误的同时，又明确地肯定，“就他的一生来看，他对中国革命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他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样，既指出了原来的那个社会主义体制存在着严重弊端，必须加以改革，同时又指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必须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不能把纠正“左”的错误变成否定马列主义、否定社会主义。正如邓小平所说的，对所有的问题，要讲两句话。讲一句话就要犯错误。讲两句话，不肯定一切，不否定一切，才能真正科学地总结历史经验。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