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毛泽东在分析当时形势时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是要灭亡中国的。第一次反共高潮，是局部的，不是全国性的。所以，中日民族矛盾还是主要矛盾。美英帝国主义还是采取“坐山观虎斗”的政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壮大，受到全国人民拥护，国民党还不敢贸然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所以争取时局好转，克服逆转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能改变。要维护国共继续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必须采取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反对顽固势力的策略，这是不可分离的三个环节，而以斗争为达到团结一切抗日势力的手段"。
发展进步势力，就是发展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力量，放手壮大八路军、新四军，就是要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向敌人占领区域发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权。发展进步势力，才能争取中间势力，才能有效阻止顽固势力。
争取中间势力，就是争取中产阶级、开明绅士和地方实力派。中间势力往往是我们和顽固派斗争决定胜负的因素，必须对他们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孤立顽固势力，就是孤立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顽固派。对他们还能抗日，不愿破裂国共合作方面加以联合，对其动摇妥协、坚持反共反人民方面则进行坚决斗争，加以孤立。
关于同顽固派进行斗争必须遵循的原则。毛泽东说：“现在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既不是一切联合否认斗争，又不是一切斗争否认联合，而是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政策。”“在和反共顽固派斗争时，是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是有理，有利，有节。”有理，就是自卫原则；有利，就是胜利原则；有节，就是休战原则，要“适可而止”。
击退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二次、第三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后，以民族大局为重，主动提出休战，与国民党重新谈判。
1940年3月，中共派王若飞、萧劲光赴陕西宜川秋林镇与阎锡山谈判。3月，朱德与卫立煌谈判。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主要内容是四个问题：“党的合法，边区的承认，军队的增加，还有作战地区的划分。中心是在第四条。”国民党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中共原则上同意划分防区，但要求国民党承认各党派在全国有合法、平等权利，划给八路军、新四军足够的地区和补给，承认中共在冀察的行政领导及其他游击区的领导权。国民党拒绝了中共的建议，却于1940年7月16日抛出“中央提示案”，主要内容是取消陕甘宁边区，将八路军、新四军的50万人合并缩减为10万人。周恩来坚决拒绝了“提示案”的无理要求。
国民党顽固派为了削弱以至消灭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又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1940年10月19日，何应钦、白祟禧根据蒋介石的旨意，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长名义，给八路军朱德、彭德怀正副司令员，新四军叶挺军长发出“皓电”，诬蔑八路军、新四军“破坏抗战”。强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12月9日，蒋介石发布了“着八路军、新四军，放弃原有阵地，限期北移”的手令，密令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围剿”新四军，并要“一网打尽，生擒叶项。”
针对国民党的反共阴谋，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于1940年11月9日致电何应钦、白祟禧，据实驳斥“皓电”的造谣、诬蔑。为了顾全大局，中共中央同意将驻皖南的新四军军部与直属队移到长江以北，并且进一步要求解决国共间的若干重要悬案。1941年1月4日，叶挺、项英率新四军军部等9000余人从泾县开始转移，准备经天目山到苏南，然后渡长江北上。1941年1月6日，当新四军到泾县的茂林地区时，遭到顾祝同、上官云相所属国民党军队七个师八万多人的突然袭击。当时由于项英同志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事先缺乏准备，临战又缺少正确的部署。在叶挺领导下，虽激战八昼夜，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除2000余人突围外，其余大都壮烈牺牲。其中政委项英、参谋长周子昆被叛徒杀害，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战斗中牺牲。1月13日，军长叶挺冒死与国民党军队谈判，竟被扣押。这本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但蒋介石混淆黑白，竟然在1941年1月17日宣布新四军为“叛军”，要取消其番号，下令进攻新四军江北部队，要把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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