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中共的工作，还把大批电影、戏剧工作者组织起来，成立“中华剧艺社”，上演了《屈原》、《天国春秋》、《南冠草》、《法西斯细菌》等一大批进步戏剧。当郭沫若因创作《屈原》遭到国民党顽固派种种攻击和迫害时，周恩来挺身而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道义上给郭以支持，在安全上进行保护。周恩来把为郭沫若五十大寿作为一场意义重大的政治斗争来抓。为郭沫若创作二十五周年举行纪念会作为一场重大的文化斗争来对待。他指定阳翰笙为筹备组负责人。他在纪念会上说：郭老是革命的战士，燃烧着烈火一般的感情，他对祖国、对民族的热爱，是特别值得我们效法的。他在为《新华日报》写的社论里说：鲁迅自称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郭沫若就是革命队伍中的人；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他最值得大家学习的是：丰富的革命热情，深邃的研究精神，勇敢的斗争生活。马寅初因抨击孔祥熙、宋子文的腐败而被国民党逮捕入狱，当他在狱中度过六十生辰时；周恩来等人专门联名书写“桃李增华坐帐无鹤，书琴作伴支床有龟”的寿联相赠，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坚持进步的爱国知识分子的赞扬。此后，又领导南方局和其他爱国人士一起营救，终于使马寅初被释出狱。
“皖南事变”后，南方局对大后方的文化工作者采取了保护措施，把大批作家和文化人送到延安或香港。香港顿时成为一个文化活动中心。出版了《笔谈》、《时代文学》、《华商报》、《大众生活》等进步刊物，拍摄了《民族的悲剧》、《流亡之歌》等进步影片。当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占领了香港时，周恩来指示有关同志要尽快将留港的文艺工作者，用一切办法把他们转移到安全地带。
以周恩来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知识分子的尊重，无微不至的关怀，团结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进一步巩固了党在文化战线上的阵地，使国民党更加孤立。
（三）争取民族资产阶级和地方实力派
在抗日期间，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大发国难财，垄断金融，吞并民族资本工业，官僚资本急剧膨胀，民族工业陷于危机。周恩来、董必武在重庆期间，十分重视民族资产阶级工作。多次同康心如、余铭玉、吴晋航、卢作平等民族资本家交往。向他们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鼓励他们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支持他们坚持抗日、民主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要求，希望他们为国家、为民族作出自己的贡献。为了促进民族资本家的联合，扩大革命统一战线，周恩来在曾家岩50号会见重庆聚兴诚银行经济研究室主任高兴亚，向他阐释了我党对民族资本家的政策，恳切希望他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把西南地区的民族资本家联合起来，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相对抗。高兴亚根据周恩来意见，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周恩来很重视做地方实力派的工作。1941年，他派华岗到西康，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同川康地方实力派刘文辉联系，做他的工作。1942年2月，他同刘文辉会面，向刘分析抗战形势，指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关键，在于坚持民主，反对独裁。希望西南地方的民主力量同共产党配合，并表示愿意在政治上对他们给予支持。经过这次会晤，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开始进入实际配合的阶段。刘文辉后来还秘密参加了民盟、民革，积极从事反蒋民主运动，1949年起义。周恩来对云南地方实力派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1940年12月，周恩来派朱家璧到云南卢汉的第一集团军做统战工作。1942年9月，南方局又派张文澄、方文影、杨才组成的调研小组去云南，在龙云的帮助下，建立了与中共中央、中共南方局专门联络的电台。1943年3月，南方局又派华岗到云南，直接与龙云接触，并与卢汉等人加强了联系，促进了龙云等人的思想变化，推动了他们支持人民要求民主自由，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龙云还秘密参加了民盟，使昆明的民主斗争得以广泛开展，使这座春城被誉为“民主堡垒”。另外，对贵州、广东、广西等省的地方实力派，也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争取、团结和教育工作。这些工作，削弱了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力量，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争取民主、坚持抗战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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